当前位置：传承优秀传统 坚定文化自信
□ 梁超然
回想起来，我是在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届委员会时期进入政协的，那是1983年4月23日。那天，我在西园大礼堂15排13号就座，仰望着主席台悬挂着的国旗和政协会徽，一股庄严的责任感涌上心头，我的眼睛湿润了……自从进入政协这个大家庭，一枚政协徽章常别在我的胸襟，以使勿忘初心也。我在政协委员这个岗位整整30年，政协使命牢记心上。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后，正像当时所形容的“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飞了进来”，文艺界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的东西。我虽是教古代文学的，但一向关注文坛现状，当时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传进了大陆。《丑陋的中国人》对一些思想现状有所抨击，但柏杨思想极端偏激，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出版者不仅不加以正确引导，反而盲目吹捧，认为此书比鲁迅的著作还要深刻全面，在读者中特别在青年读者中产生极不良的影响。我在与大学生、研究生的接触中，深深感到此点，心想自己是人民教师，现在又肩负政协委员的职责，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于是花了几个晚上，撰写了《鲁迅柏杨异同论》，指出柏杨的种种谬论及其对青年的贻害。这篇文章很快在《文艺理论与批评》这个影响颇大的刊物发表了。发表之后，《光明日报·文摘报》《文论报》《作品与争鸣》《中国图书评论》等报刊或转刊、或摘登，一时间读者对《丑陋的中国人》的批评风生水起，形成一个高潮，使人们对于柏杨的本质有所认识。《丑陋的中国人》的编者(牧惠、严秀、弘征)对读者提出的不同意见以及批评十分恼火，于是三人联名写了《爱国与护短》一文为自己辩护并继续为柏杨吹捧，对批评者均以“打棍子”看待，但他们在文章中承认“梁先生的《异同论》是比较严肃的商讨问题的文章”。我见三位杂文家的文章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于是写了《再论鲁迅与柏杨——兼答〈丑陋的中国人〉的编者》，更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柏杨对传统文化全面否定的偏激态度和民族虚无主义，这关系到民族的文化自信问题。我只讨论问题，不乱“打棍子”，所以牧惠先生出席广西杂文学会的活动时，特地通过广西杂文学会秘书长邀我前往见面，见面时握着我的手说：“我们是讨论问题，观点不同，仍可成为朋友。”我去北京开会，我们在一些场合见面时也都握手问候。
在批评《丑陋的中国人》的过程中，我深切地感觉到，由于经过一场大破坏，文化领域拨乱反正工作尚不彻底，对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错误观念。为了肃清大破坏的流毒与影响，我撰写了一本青年读物《传统文化沉思录》，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全书阐述了中华传统的包容性、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等八个专题，获得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报》的主编郑伯农同志约我以文艺杂文的形式开展文艺批评，我自己也感到当时的文艺界确实像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理论界文艺界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譬如有人把“文艺来自生活”的科学论断称为“神圣的废话”，鼓吹“文艺要与人民离婚”，宣扬“文学的使命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创作提倡写性文学、泛性论；还有摆几个鸡蛋，“画家”作孵蛋状就是一幅“画”，“画家”在展厅里撒避孕套，也是一幅“画”，即所谓的“现代艺术”。一些“评论家”则通过评论来宣扬一些谬论。如一位评论家写文章说：《沙家浜》“智斗”一场实际上是写男人与女人在调情……诸如此类在当时颇为泛滥。作为一位人民教师、政协委员，发现了而不置一词，是一种社会职责的失职。于是，我又拿起鲁迅的武器——杂文，以《坛外杂话》为总题目，用迟樨这个笔名，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报》《中流》 等报刊上连续发表，产生颇大影响。郑伯农同志这样记叙当时的情况：“从 1988 年下半年开始 《文艺理论与批评》 的‘自由论坛’一栏里几乎都有署名‘迟樨’的杂文，读者很爱看，纷纷向编辑部打听迟樨何许人也。”《中流》 每期都刊登的“读者来信”中也不时有读者赞扬。那两年连续发表了约八十多篇杂文，后来结集为 《文艺沉思录》 和 《三书斋漫笔》 两本书，分别由漓江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些文艺评论发表和结集后，引起文艺界注意，魏巍同志主编的《中流》杂志发表长篇报道介绍我的文艺评论 ，上海 《文学报》发表《坚持真理，破门而出》报道我的情况，《杂文报》 辟专版发表我的杂文。
我的这些文章，只是为坚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坚持文化自信做了一点事，文化界的前辈对我的热情关怀、支持、指导使我十分感动。如著名老作家欧阳山同志，他打听到 《坛外杂话》 的作者是谁之后，专门托当时的广东省文联主席梵扬、罗文源同志寄他的杂文集 《广语丝》 给我，扉页上亲题：“梁超然同志指正欧阳山七月十七一九九 二 ”梵、罗两位来信中转述了欧阳先生对我的鼓励。当时欧阳先生已是84岁的老人了。每念及此，总得到鼓舞与力量。贺敬之同志是著名诗人又是文艺界领导，由于他和其他同志的关怀，我有机会参加一些文艺界的会议，见面的机会就多一些，他对我关怀教导终身难忘。我在广西政协出版的 《难忘的历程》一书中 《幸福的回眸》 中对此前交往的情况作过记述，此处不重复。2003 年，我将我的第二本杂文集《三书斋漫笔》 寄奉贺敬之同志请教。过了不久，贺敬之同志把他新出版的装帧十分雅致精美的 《贺敬之短诗选》 寄来给我，内附毛笔书写短信：
梁超然同志：蒙赠尊作 《三书斋漫笔》，谢谢!我一直爱读你的充满浩然之气、对谬误和恶俗来说又是超然的许多漫笔，并对作者心怀敬意。谨祝身体健康，著作丰收!
拙作小书一册 (旧作新印) 奉上留念。
敬礼
贺敬之
〇三年九月二十日
当我见到信封上敬之同志亲笔书写的字迹时，内心一阵激动。1995 年敬之同志为了启发教育我，曾将他的一首七言绝句 《登岱山顶》写成条幅赠给我：“身似归云眠岱顶，不测夜寒骤起风。难阻日观峰上去，纵目万里海浪中。”书依然潇洒清雅，诗则哲理豪情，我精裱珍藏。今又得手札鼓励，幸何如之!幸何如之!此外，陈涌同志、 伯农同志、王士菁同志、刘润为同志、严昭柱同志、李正忠同志等都曾给予鼓励，我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锦州师院李万武教授写了《不趋时·才识·勇气》一文发表在《文艺报》上。林建华教授写了《坚持真理 破门而出》，黄海云教授发表了 《犀利的幽默》 给予评论，冯文东、黄土路同志写了 《清风里的沉思与歌咏》的长篇报道。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政协委员，为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坚持文化自信，为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做些工作，是职责之所在。我在 《传统文化沉思录》 一书结尾处这样说：“一个民族没有优良的传统文化是不幸的；一个民族不继承发扬优良的传统文化、甚至诋毁优良传统文化则更是不幸的。”1999 年在政协广西十届三次常委会上受陈辉光主席委托，组织常委会成员对文化问题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向常委会作了汇报。常委反映颇好。
新时期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文化自信，又强调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强调要继承优秀文化遗产，这都是十分重要的决策。我虽已退休，82岁了，但思维仍健，仍愿为传承优秀文化遗产，坚定文化自信发挥点余热。最近和老同学聚会唱和时有励志诗一首云：
相知不觉六十秋，欣然回眸对白头。
服膺真理尽微薄，未改初心孺子牛。
时代创新兴华夏，传统承继耀全球。
愚老尚思献馀力，驽马加鞭著小筹。
(作者系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