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序幕——北平和谈

▲北平和谈会场

 

　　1949年4月，中央指派我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进行了20天的和平谈判。

 

北平谈判

 

　　194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以毛泽东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和谈。

 

　　4月1日，南京政府派出由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刘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组成的和谈代表团抵平。我方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是：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后来又加派聂荣臻为代表。

 

▲南京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

 

　　李宗仁虽然公开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实际上是想保存国民党的政府与军队，占有江南数省，以期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李宗仁在台上进行和谈活动，蒋介石在台下则加紧实施在3—6个月内完成大规模扩军的计划。这是我们和广大人民完全不能同意的。因此，谈判的焦点是：南京政府是真接受八条还是假接受八条。

 

　　谈判前夕，张治中曾去溪口见蒋介石。对此，我党是有警惕的。张治中抵平后，周恩来即当面质问他，指出这显然是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张治中作了一些解释。

 

　　4月6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尖锐地指出：虽然李宗仁政府“表示希望参与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但是他们和继续主战的蒋介石及其死党一样，反对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反对接受中共的八项条件”，“他们要把反动势力‘平等’地‘光荣’地保存下来，以为卷土重来的资本”。社论严肃地表明了我方的态度，打破了南京代表团的幻想。

 

　　为了充分交换意见，4月2日至12日，双方代表先进行了个别商谈。南京代表们一方面与我方代表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一方面还与李济深、黄炎培、谭平山、傅作义、邓宝珊等多方面交谈。

 

　　4月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接见张治中，就谈判中有关事宜，长谈了四个小时。毛泽东谈到，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也表示谅解。并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则更好。毛泽东还邀请张治中吃午饭，张得知毛、周昨宵一夜未眠，便辞谢而归。

 

▲1949年5月，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

 

　　4月13日，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我方提出了在八项条件原则基础上制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周恩来对草案的各条作了说明，双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们的态度是：如南京政府真正接受八项条件，那一切都好商量，而是否接受八条，又主要集中在两个根本问题上，周恩来说：“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

 

　　关于我军渡江接收国民党军队问题。南京方面企图划江而治。我方则指明，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接收国民党政权。周恩来说，今天的革命，再不能像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因此，要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南京代表团虽然不能反对渡江，但总希望慢一点。我方指出：慢一点渡江，无异给广州、溪口以掩护，使之获得喘息之机。同时我方也向他们表示，在谈判期间可暂不渡江。

 

　　关于改编国民党军队问题。南京代表团希望双方军队分期分批各就驻在区域内自行改编，这实质上是要保留其军队。我方则坚决主张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至于改编方法，考虑到国民党军队的出路，提出先依照原编制集中整理，然后再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来，南京代表团同意改编，但希望将改编划分为两个时期，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国民党所统辖的部队由他们自己处理;联合政府成立后，再由整编委员会处理。我方不同意这样办。

 

　　以上两条是关系到人民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根本问题，是不能让步的。但是为了尽量争取以和平方法解决问题，我党在其他问题上作了许多让步。在讨论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团对草案提出了40余条意见，我方接受了20余条。例如战犯问题，南京方面是很关心的。毛泽东在4月8日致李宗仁电中就谈到：“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为标准。”讨论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团对战犯问题争得很厉害，主张不要将战犯问题写入协定。我方照顾他们的意见，将战犯分为两类，对其中怙恶不悛者，应予从严惩办;而“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予宽大待遇”。除战犯外，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及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决议修正案也表示了予以宽大处理的精神，其他各项问题也在认真听取南京代表团的意见后，作了适当的解决。

 

　　谈判中，我方代表团还主动向他们保证，若李宗仁政府接受和平协定，我党将负责同各民主党派协商，接受他们以及南京政府方面若干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参加联合政府。

 

　　4月14日，我受周恩来之托向在平的部分民主人士报告第一次谈判的经过以及南京代表团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意见，并广泛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谭平山、彭泽民、蔡廷锴等人先后发了言。他们的意见很集中，认为我方已作出了不小的让步，《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之宽大已出乎意料，在渡江接收国民党反动政权、改编其军队及战犯这些根本问题上，不应该再让步。最后，我将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团20余条意见后修改过的《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稿向大家宣读，大家均表同意。

 

　　4月15日，召开第二次正式会议。会上宣布了协定的修正案。周恩来说：这是定稿了。我们总是尽量求取原则上的同意和实施技术上的合理，以便南京代表团说服南京政府，使协定很快签字，从而推动和平事业的进行。最后他郑重宣布：谈判以4月20日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签字，须在20日以前表态。南京代表团派黄绍竑、屈武于4月16日携《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飞南京请示，希望南京政府能接受这一协定。

 

　　4月20日晚，我方得到李宗仁、何应钦的复电，不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上签字，并反对渡江。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渡江命令：“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命令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全面渡江。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规模空前的渡江战役

 

　　谈判破裂后，我陪同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召集各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代表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南京政府拒绝和谈及时局的发展》的报告。与会的冯友兰等一批教授会后向我们表示：“中共所提和平方案，条件非常宽大，南方人民将更清楚地看到谁是谁非。”并希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全中国，相信我党今后能与各民主党派真诚合作。

 

争取南京代表团成员

 

　　南京代表团大多数人同我党是熟悉的。他们当中有的人同情我党(如章士钊)，有的人长时间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不赞成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如张治中、邵力子)，有的人属于地方派系，在国民党政府中并不得势(如刘斐、黄绍竑)，他们一般是有和平愿望的。我党既把他们作为谈判的对手，同时又把他们作为争取、教育的对象，并通过他们争取李宗仁真正同蒋介石决裂，按照八条达成协议。因此他们来平后，我方除热情接待外，还对他们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正式谈判前，我方代表多次与他们个别谈话，交换意见。特别是毛泽东，从4月8日起，分别邀请张治中、邵力子和章士钊、黄绍竑和刘斐、李蒸和卢郁文(南京代表团秘书长)谈话，使他们思想有了转变。见了毛泽东后，张治中很兴奋，吃饭时，他谈到了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种种美德，感慨万端地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这一期间里，他们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新气象，人民当家做主的情形及我党干部的优良传统，很为感动。

 

　　4月7日晚，我们为南京代表们安排了晚会，演出了秧歌剧。演出完后，张治中对我方人员说：“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场，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领会一种新艺术的观点，我始终是在笑着。我衷心地喜悦，这是我们民族的活力，一种青春的素质在里面。”南京代表中有人还与三轮车夫、饭店茶馆店员、大学生中学生谈话，深切地感到共产党的领导是大有前途的。他们承认国民党的错误和失败，承认今后的国家工作应由共产党来领导，同意了《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并表示愿意说服李宗仁接受这一协定。在谈判桌上，张治中坦然地表示，“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告一结束”，“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积极配合做南京代表的工作。和谈开始前，毛泽东接见李济深、沈钧儒等多人，并将我方的具体方案、文件先与民主人士商量。会议开始后，也将情况向他们通报。李济深、谭平山、王昆仑、陈此生、陈劭先、朱学范、许宝驹等也多次与南京代表谈话。如4月2日，张治中等六人去见李济深，李向他们说：“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始终未能实现，而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都做到了。他们与孙总理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做错了，我们要承认。”张治中等就“中共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等问题提出询问，李一一作了解释。这些谈话，对南京代表团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李济深还派私人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同刘仲容一起去南京，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

　　

▲周恩来与张治中

 

　　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南京方面曾派飞机来接代表团返宁。我们考虑他们回去后的安全问题，挽留他们。周恩来曾于20日夜打电话给张治中、邵力子，说他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主席和他本人，请南京和谈代表团同人全部留下;已协议的《国内和平协定》，日后还会起作用;代表团各位，今后还会有贡献，请他们考虑。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我们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于是，在平的南京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及其随从人员开会讨论后，一致同意留下。

 

　　黄绍竑因携《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赴宁，解放军渡江后，他即辗转到了香港。为了尽最后的努力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刘斐于6月抵达香港，并曾秘密去过广州。8月13日，黄、刘联合在港国民党军政人员龙云等44人共同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坚决拥护中共的领导，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9月，张治中致电新疆的陶峙岳等，对促成新疆和平解放起到一定的作用。

 

　　后来，南京代表团的全体代表，都应政协筹备会的邀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都参加了政府工作，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和谈斗争的成果

 

　　自1月1日至4月21日解放军渡江，和谈斗争历时近4个月。虽然南京政府最后拒绝在协定上签字，但这场斗争却有着重大的政治影响。

 

　　首先，和谈斗争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阴谋，宣传了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基本立场及为此而制定的实现真正和平的八条主张，深刻地教育了人民，包括一部分曾经幻想走中间道路的同盟者，从政治上提高和加强了统一战线。

 

　　其次，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对于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局部和平解放，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国民党军政人员接受和平条件和率部起义者极多，最著名的有傅作义率部20万在北平接受改编;程潜、陈明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率部在湖南起义;陶峙岳、包尔汉率新疆10万军政人员归向人民，等等。这些，与八条和《国内和平协定》的政治作用是分不开的。记得当年有个说法：八条抵得上百万军队。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最后谈谈李宗仁。他由于当时的立场所限，未能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后来远去异国，这确实是个遗憾。值得欣慰的是，出于爱国热忱，并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1965年7月，他毅然排除险阻，远渡重洋，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叶剑英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国民党起义人士以及当年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等多人去机场迎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宗仁，与他亲切握手，笑谈契阔。他参观、访问了祖国各地，所到之处，受到盛情接待。在回国声明中，他说:“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

　　

▲1965年8月6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茶会欢迎李宗仁夫妇

 

　　李宗仁先生最后选择了叶落归根、回归祖国的光明道路，是令人敬佩的。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只要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作了贡献，人民都是欢迎的，人民优待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

 

　　(本文选编自《迎来曙光的盛会——新政治协商会议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李维汉，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建国后曾任政务院秘书长、民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