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伟大的标志

　　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距今差三年就整整50年了，周恩来总理仿效康熙大帝千叟宴的形式，举行了一次老人茶会。那一年周总理刚满60岁，已经可以称作老人了。为了表示敬老和团结，他便邀请了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举行茶会。老舍先生和周总理同庚，属狗，也是戊戌年生的，有幸被邀请参加。宴会之后，老舍先生回到家中，非常兴奋。他说他今天去参加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集会，是作为年满60的老人参加的。陈毅副总理比他们年轻，被总理指定为候补老人，只能列席参加。在那次茶会上，周总理提出了要收集文史资料的想法。

　　今年又是丙戌年(狗年)，光阴离上上个戊戌年已经转了九轮(九个12年)，当年参加老人茶会的老人，已经全部过世，算起来离他们诞生之年已经过去了108年，谈谈文史资料工作，不觉格外显得亲切，而且也很有内涵，有得可说。

　　1959年周总理的一席话像一颗种子生长到今天，已经结出了硕果，起码有了四个伟大的成熟标志：

　　一是诞生了一个新的事业。这个事业的名字叫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之所以称得起是个事业，有以下五大指标：一是有组织，二是有队伍，三是有章程，四是有目标、有计划、有任务、有行动、有常年工作，五是有成果。全国政协有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地方政协直到县一级，绝大多数都有自己的文史资料委员会，参加工作的省级以上的政协委员多达千人以上，各级从事文史资料的专业队伍，即专业从事这一事业的干部队伍也十分庞大，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有实力的文史资料大军，呈现出地地道道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完全独立的行业，十分了不起。它的出现是有开先河的历史意义的。我有幸当了四届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的成员，现在还是它的特聘委员，已经有24个年头。我又是九、十两届全国政协的文史委员。前几年，有人主张在政协之下成立“口述史”委员会，我不同意。我说，口述史是近年在国外兴起的新兴学科，我们的政协文史工作的资格比它老多了，干的事也比它大，我们有多达3000人的专业队伍，有成套的成熟做法，干嘛要舍己之长呢。别人的优点我们可以吸收，但不必更名改姓，还是打我们自己的旗号更响亮。

　　二是有了一大批出版物。最早是《文史资料选辑》，蓝皮的，不公开发行，但一问世，就引起各界人士和读者的广泛注意。后来，北京市政协文史委也出版了自己的文史资料选辑。此外，还有文史资料委员会收集、编辑、出版的各种专题书籍，也已形成气候，影响很好。北京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京剧访谈录、奇人录、抗战纪事、名人故居专集成为畅销书。还有由文史资料选辑中衍生出的《集萃》《精选》以及《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的问世，同样很有好评。这些文史资料出版物已经形成一座独立的巨大文库，有它不可忽视的特殊地位和价值，并在出版界牢牢占有了一席之地。

　　三是在“三亲”原则的指引下，征得了，有的是抢救了，一大批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对正史做了非常必要的多元视角的补充。其中有札记、有笔记、有回忆录、有口述记录、有录音、有录像、有照片;有正面人物的，也有反面人物的，还有中间人物的;有主角的，也有配角的;有大人物的，也有小人物的;有系统的，也有零敲碎打的。总之，只要是历史上发生过的，管它是正史，还是野史，通通用“三亲”的方式记录下来，存史，留史。应该说，这些成果的取得首先是思想的胜利，得益于思想的开明，是认识观的唯物，表现了一种博大的胸怀和客观上的对人对物对史的高度公允性和科学性。

　　四是为后代留下了一批有用的、正经的、有教育意义的好文章，而且特别要指出的是，它们十分好看，十分有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文史资料是我最喜欢看的书，就因为文史资料记载了我熟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事情往往因熟悉而亲切，亲切能产生迫切感、渴望感和求知感，极想知其详情，念起来饶有兴趣。这便是这些文史资料能成为争相阅读的热门读物的道理，也是成为青年的好读物的道理。

　　通过以上四点，我们可以看出，周总理半个世纪前种下的一颗小小的种子——关于收集文史资料的主张，已经开花结果，开了艳花，结了硕果，成了大气候。

　　愿中国大地上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兴旺发达，为子孙后代造福，留下更多的好史料。

　　再说一遍，文史资料工作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很了不起，让我们共同继续努力吧!

　　作者工作单位及职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博物馆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