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青铜器

　　青铜器的出现，使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考古发现来看，我国中原地区一些龙山文化遗址已有早期铜器或与冶铜有关的遗物和遗迹出现，说明至迟在距今4000年前，我国已经制造和使用青铜器。商周时期是我国青铜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制造和使用铜器的范围相当广泛，举凡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礼器，应有尽有。

　　广西出现青铜器的时间稍晚。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商代晚期的，著名的有武鸣县和兴安县出土的铜卣。铜卣是盛酒器，武鸣铜卣器身和器盖都有较高的扉棱，腹部饰兽面纹和夔纹，盖内有“□”字族徽，有明显的中原文化色彩，应是从中原内地传来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逐渐多起来，荔浦县、陆川县、宾阳县都出土过西周铜尊，上林县出土过西周铜壶，还有灌阳县的铜铙，贺州市的铜镈，忻城县、横县、北流市、宾阳县、岑溪市的铜甬钟，武鸣县、灌阳县的铜戈，柳州市的角形器等。春秋时期的青铜器更多一些，南宁市、宾阳县、横县、武宣县、柳州市都有铜甬钟出土，恭城瑶族自治县秧家村金堆桥一座春秋晚期墓出土青铜器33件，包括烹饪器、酒器、乐器、兵器和生产工具。

　　其实，早从西周时期开始，广西本地就能自己铸造青铜器了。1985年在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发掘了一批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不少具有地方特色浓厚的铜器，如喇叭形内衔鹰嘴钩舌的圆形器、斜刃钺、新月形刀、桃形镂空血槽镞，同时出土了一批与此相关的砂石铸范，有的圆形器、钺、刀、镞，放入石范中正好吻合，证明就是利用这种石范浇铸出来的。这是本地铸造青铜器的铁证。这批墓葬经过C14年代测定，距今2960年～2530年，时代上限是西周，下限是春秋时期。这时，广西还只能生产小型的工具和用具、兵器，较大的青铜铸件可能还得从中原内地输入。恭城瑶族自治县金堆桥春秋晚期墓的靴形钺和兽首柱形器，具有典型的南方民族风格，应是本地铸造的，同出的蟠虺纹铜鼎，浑厚凝重，纹饰纤细，则是典型的楚式礼器。

　　战国时期，生活在广西的主要部族是西瓯和骆越，虽然已进入铁器时代，但仍大量生产和使用青铜器。平乐县银山岭、贺州市陆合、岑溪市花果山、象州县下那槽、宾阳县韦坡、武鸣县安等秧岭、田东县锅盖岭、虎头山、南哈坡、大岭坡等地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墓葬，都有不少青铜器出土。其中盘口鼎、扁茎短剑、人面弓形格剑、竹叶形刮刀、双肩铲形钺、靴形钺、柱形器、羊角钮钟、铜鼓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人面弓形格剑是剑身铸有人面图案，剑格弯曲如弓的一种特殊短剑。这种铜剑仅见于战国时期的岭南地区，广西的田阳县、柳江县、贵港市、灵山县等地已有发现。柳州市木罗村剑无剑首，剑茎上端开叉，剑格两端微翘，剑身人面纹的眉、目、鼻、口清晰。灵山县石塘乡铜剑剑首并列两个圆环，剑茎扁体实心，上端两侧饰齿状扉棱，前后两面饰三组双体云纹，下端前后两面正中由六道阴线隔开，各施一道卷云纹，剑格两端上扬，剑身人面图案以平凸宽体构成，眉、目、鼻、口为凹线构成，上下左右还有其他纹饰。

　　羊角钮钟是战国至西汉流行于岭南地区的一种民族打击乐器。广西的浦北县、容县、贵港市、西林县、柳州市、恭城瑶族自治县都有发现，有的成组出现。同一组的羊角钮钟往往形体大小有差，音频高低有别，可以成组演奏，也可以与铜鼓和其他乐器伴奏。

　　铜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礼乐器和权力重器。广西是蕴藏古代铜鼓数量最多、品类最齐全的地区。广西最早的铜鼓出土于田东县林逢乡和同村大岭坡春秋晚期墓和祥周乡联福村南哈坡战国早期墓。这种铜鼓鼓面小，鼓胸外凸，鼓腰极度收束，鼓足短矮，足沿外撇，鼓耳细小，纹饰简朴，显得原始粗犷。汉代铜鼓则发展成熟，鼓面宽大，足部变高，纹饰布局对称，丰富华丽。鼓面太阳纹光芒与光体浑然一体，太阳纹之外是一道道宽窄不等的晕圈，窄晕中饰锯齿纹、圆圈纹、点纹等构成的花纹带，宽晕饰以旋转飞翔的鹭鸟。鼓胸也饰以几何纹带，布列龙舟竞渡的写实画像，鼓腰则饰以羽人舞蹈画像。造型优美，图案清晰，可见当时青铜铸造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自汉以后，桂东南地区流行“面阔丈余”的大铜鼓，原存北流市水蛹庵的一面，面径165厘米，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知体量最大的铜鼓，被誉为“铜鼓之王”。浔江流域流行的铜鼓，鼓面都铸有4只大青蛙塑像，青蛙之间有时还杂有马、牛、龟、鱼和骑乘、牛橇等塑像，充满生活气息。在北流市铜石岭和容县西山，发现有东汉至南朝的采铜冶铜遗址，与当时大规模铸造铜鼓有关。

　　汉代铜器造型一改商周时期的庄重古朴之风，更加灵巧轻便。广西流行的铜器，除前面说到的羊角钮钟和铜鼓以外，还有直筒形钟、附耳铜桶等。直筒形钟是与铜鼓等合奏的乐器。附耳铜桶可能是盛酒器或量器，纹饰与铜鼓纹饰极相似。由于秦的统一，汉越文化进一步融合，汉墓随葬器物大部分已与中原内地无别。贵港市西汉前期墓出土的彩绘漆画铜器则引人注目。其中一件漆绘铜盆，口沿上绘菱形图案，腹内壁绘龙、鱼和卷云，腹外壁绘四组叙事画，描绘一场格斗的情景;一件漆绘竹节形提梁铜筒，从上到下画满漆画，内容有人物、禽兽、花木、山岭、云气，构成多层次的完整画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汉中期以后，以合浦县、贵港市为中心，新出现一种錾刻工艺，在案、盘、盒、樽、魁、壶、高足杯等薄胎铜器表面，錾刻精细的锯齿纹、菱形纹、羽毛纹、织锦纹等图案花纹，间有龙、凤、异兽、鱼、虫等动物纹样，繁缛富丽。

　　汉代的青铜灯具也是异态纷呈。就广西出土的而言，有植物形的，有动物形的，有人体形的。贵县罗泊湾1号墓的九枝灯做成扶桑树形，主干上分3层向外伸出9条枝丫，主干顶端置1只金鸟形灯盘，9条枝头上各置1只桑叶形灯盘。 10只灯盘同时点燃，火树银花，光彩夺目。兴业县龙安乡的羊形铜灯塑做成一只跪卧的山羊，羊背以水平割开，翻转到羊头上，成为灯盘，熄灯之后，再将灯盘倒转，复于原位，又成一只温驯的山羊塑像。合浦县望牛岭的凤凰形铜灯，雌雄一对，都做成双足并立，扭头回望的凤鸟形，背上置灯盘，口衔喇叭形灯罩，正好罩在灯盘上方。当蜡烛点燃时，烟灰通过灯罩纳入颈部的烟管，导入凤的腹腔，防止烟尘污染空气，既科学，又美观。梧州市大塘的猴形铜灯，底座浮雕3人骑兽奔驰，其上跽坐着一对背靠背的连体猴，猴头顶一柱，柱上塑一条昂首仰天的龙，承托圆形灯盘，很富有神话意味。

　　铜镜是照脸饰容的用具。我国在距今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就有铜镜了。广西出土最早的铜镜是战国时期的楚式镜，大量的铜镜则见于汉代墓葬中。这些铜镜有的装饰各种神兽、花草纹饰，有的铸有纪年铭文和吉祥语铭文，是研究当时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贵港市出土的三国孙吴“黄龙元年”铭铜镜，与湖北鄂城出土的一面铜镜的大小、形制、图纹、铭文完全相同，是难得的“同范镜”。隋唐时期，铜镜制造工艺有新的发展，海兽葡萄镜把早已出现的海兽纹与葡萄纹结合在一起，是中西文化互相交融的产物。铜镜的形式也突破了圆形、方形的传统，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等花式镜。五代以后，铜镜工艺趋于衰退，出现大量素镜，有的镜背在素底上印出铸镜字号，其中以“湖州镜”最著名，桂林市、桂平市、钟山县的宋墓，兴安县的宋塔残基，都出土过“湖州”铭文镜。这些铭文带有浓厚的商品广告色彩。

　　用铜铸造印章始于战国时期，广西汉墓中出土不少铜印。按印钮来分，有龟钮、坛钮、桥钮、瓦钮等多种形式，但都是私印，其中“丁莫当”印是内外二重的套印。唐、宋、元、明官印也时有出土，如永福县的唐“纯化县印”，隆安县的唐“武夷县之印”，南宁市的宋“广南西路驻泊兵马都监记”，桂林市的宋“静江府卖钞库之记”，田东县的元“平祥土州之印”，桂平市的明“浔州卫中千户所百户印”，宁明县的南明“迁隆州印”，横县的南明“援江将军之印”和玉林市的南明“平东将军之印”等等。

　　青铜在古代还大量用来铸造钱币，外圆内方的铜钱在我国流通了2000年。唐王朝曾在桂州(今桂林)设厂铸钱，宋王朝在梧州市设立钱监，每年铸钱18万缗。由于宗教活动的需要，铜还用于铸造庙堂里的钟和佛像。1987年在融水苗族自治县融江中捞出一口唐“贞元三年”(公元787年)的铜钟，重187公斤，而留存于容县经略台的唐“贞元十二年”(公元 796年)的铜钟重1750公斤，在浦北县泉水乡旧州古遗址出土过唐“乾宁五年”(公元898年)的铜钟。

　　随着时代的进步，铁器大量生产和使用，青铜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日渐衰落，不再像先前那么重要了。□蒋廷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