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清代广西进士之名次与人数
进士是科举时代最高科举功名，在候选官员的行列中处于金字塔之尖，这是科举时代每个读书人都梦寐以求的辉煌目标。清代的科举制度虽与明代相似，但其选官制度与明代则有很大差别，因为清代是满族人的天下，满族人在执政机构中占有先天且绝对的优势，科举功名对满族人来说可有可无。不过，即使在清代，科举功名依然是汉人进入官场的最重要的通行证。而汉人要想做高官，则进士头衔几乎是必备条件。例如，清代汉人官至大学士(清代最高官职，犹如前代之宰相)者共119人，除了镇压太平军、捻军起家的左宗棠一人是举人外，其余全部为进士出身，而且大多进过翰林院。左宗棠之所以成为唯一以举人资格升至大学士之特例，是因为他军功显赫之故;但即便如此，也得有举人身份才行。所以，“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特别是高中进士，肯定是明清时代每一个读书人的梦想。《儒林外史》中范进只是中了个举人就喜极而疯，其实可以理解。
清代科举制承袭明代科举制而有一些变化。就基本制度而言，仍是三年一届，从低到高依次为小试(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县、府、院(学政)主持的秀才(生员)考试为小试，录取者成为秀才，有资格参加各省竞争举人的乡试;举人再赴京参加朝廷举行的会试。会试取中后，实际上已成准进士，虽然还须参加殿试，但殿试主要在于分出名次，一般不再黜落。殿试名次，分为三“甲”：第一甲只取三名，即所谓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人的科举功名名称为“进士及第”;第二甲约取进士总人数的1/3，其功名名称为“进士出身”;第三甲约取进士总人数的2/3，其功名名称为“同进士出身”。所以，严格地说，并非所有具备进士功名的人都可以称之为“进士及第”的。
殿试决定进士名次后，录取的新进士尚须再考一次，谓之“朝考”(但“三鼎甲”即状元、榜眼、探花三人是不必参加朝考而直接授予官职的)。此次考试当然亦无淘汰，主要是作为新进士分配去向之参考。
进士名次，不仅与荣誉有关，亦与首次“就业分配”的去向有关。名次靠前，首次分配一般都相对较好。一甲三名规定首任官职均入翰林院，状元任修撰，榜眼、探花任编修;二甲第一名(即传胪)、朝考第一名(朝元)两人，亦均可授翰林院编修。其余二三两甲进士，也就是绝大多数进士，则须综合衡量其会试、殿试、朝考名次，决定其分配去向。这也无统一硬性规定，大抵前五十名左右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待散馆后再分配;其余分至六部，作见习主事之类;更多的则外放任知县，或以知县归班候选(即虽然被任命为知县，但一时没有空缺职位，得等候补缺)。不过，就实际利益尤其是所获物质利益而言，知县远比那些主事之类丰厚。以光绪间情况而言，各部正式主事是正六品官，(奇怪的是，那被人艳羡的翰林院编修居然才是正七品)外县知县是正七品。进士初次仕为主事，尚非正式，总得三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转正。转正之后，其薪俸收入是，每年俸银60两、禄米60斛(清代一斛约合60市斤)，有时碰上皇帝高兴，也可能拿到双俸;此外还有一点节令赏赐之类，不多。而一个七品知县，他的品级俸禄当然比主事还要低，每年银45两、米45斛;但是，作为地方官，他有一笔“养廉银”，这是汉族朝官所没有的(满族朝官亦有养廉银)，这“养廉银”常常是他正式薪俸的几十倍。地方官的养廉银，根据所在地方不同，同一级官职所得往往亦有差异。比如当时广西桂林府知府每年养廉银2500两，所辖临桂县知县每年养廉银1860两;而南宁府知府养廉银为2000两，所辖永淳县(在今横县境内)知县养廉银则为784两2钱。即使以永淳县知县的正式收入计，也已经是七品朝官的近20倍;若是以临桂知县收入计，那就高于同级朝官40倍了。这还没有把一个知县往往少不了的那些为数不小的“灰色收入”考虑在内。当然，朝官也不是一无是处，主要是升迁机会要比外官多;而且地方官责任大，风险也高。
清代广西进士，有名次记载者，为568人。其中：
一甲5人：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刘福姚、于建章。前4人为状元，于建章为榜眼。
二甲158人，亦列其姓名：蒋洽秀、陈齐实、陈齐登、杨嗣璟、王秉运、陈仁、王沧、潘乙震、黄明懿、朱若东、刘定逌、蒋良骐、陈齐绅、胡德琳、陈兰森、欧阳金、周琼、冯敏昌、卿祖培、朱棨、廖爵、萧应荃、陈逢年、朱绍恩、阳宗城、周宏绪、周贻徽、朱德华、文寿华、李绍昉、冯赞勋、马步銮、况澄、蒋启敭、郑绍谦、李敏贤、周启运、朱一琼、李拔谋、粟穗、胡元博、朱楷、黄大阜、曾克敬、朱允悖、蒋锺麒、黄炳光、余春照、郑存紵(即郑献甫)、朱琦、李登瀛、朱德澄、蒋琦龄、蒋达、王恩祥、邓廷楠、邹崇孟、朱德澶、林廷选、朱寿康、粟增熉、张培仁、李士瑞、黄金韶、何元恺、朱缃、陆仁恬、蒋英元、雷瑞光、靳邦庆、刘昭文、刘绍向、周瑞清、周益、唐启荫、周干臣、周德润、唐国翰、刘曾、周维翰、谢树棠、李璲、陆炳然、唐景崧、韦业祥、周璜、施廷弼、秦锺简、胡功祁、张瑄、张永熙、唐景崇、谢元福、曹驯、欧德芳、吴锡璋、石成峰、梁廷栋、靳元瑞、刘宗标、锺德祥、唐椿森、严钦、覃梦榕、唐景崶、李庆云、林翰清、刘名誉、于式枚、张焯奎、谢启华、黄俊熙、黄揆忠、林承泽、胡连、赵文伟、骆景宙、左盛均、党庆奎、文德馨、谢元麒、凌芬、杨文春、锺承祺、张其镃、曹树藩、关榕祚、王敩成、许晋祁、李孝先、李骥年、范家祚、赖鹤年、周绍昌、关冕钧、冯锡壤、麦玉华、刘明华、朱永观、吴祖昌、李国材、赵炳鳞、区家伟、陈启棠、于式棱、崔肇琳、王希贤、蔡桐昌、陈树勋、朱德垣、廖振榘、赖瑾、锺刚中、张其锽、何振清、唐尚光、谢启中、林世焘。
三甲405人，不具列。
此外，另有邓增桐、陈士荣、唐熙、何彤然、曾朝仁、王应恩、仇效忠、陈泰熙、廖宗文、蒋敏奇、何大海、欧宗愈、廖干城、莫如瑗、陈岱锟、冯舜生、蒋大猷等17人，他们的姓名不见于进士题名碑广西进士名录中，而一些广西地方志书却记载他们中过进士，但未见到其中榜名次记载。例如：
邓增桐，谢启昆主修《广西通志·选举》、民国《全县志·选举》均载其为清代全州人，康熙五年(1666)举人，康熙九年进士。
陈士荣，谢启昆《广西通志·选举》载其为清代马平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举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
唐熙，民国《全县志·选举》载其为清代全州人，岁贡生，官广东南海主簿(按清代无“主簿”官名，当指县丞)，乾隆五十三年钦赐举人，五十五年钦赐翰林院检讨;谢启昆《广西通志·选举》则载其为乾隆五十三年钦赐举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而据《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千三百十六载，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乾隆帝弘历有谕旨：“孙永清(引者按：孙永清为当时的广西巡抚)奏‘广西省全州岁贡生唐熙，现年八十三岁，三场完卷，未经中式’等语。唐熙，年逾八旬，精神矍铄，犹能踊跃观光，洵为士林嘉瑞。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以示朕寿世作人、嘉惠耆儒至意。”这证明唐熙曾在乾隆五十三年因系“高龄考生”而获准特许参加会试，那么，他就有可能得到特许钦赐进士的机会。但是，时间应在乾隆五十三年而非乾隆五十五年，因为《实录》的资料是第一手的，应当比地方志的资料更准确。
这一现象似乎令人不解：明清朝廷在每届进士试张榜公布录取名单及名次之后，将这份名单刻在石碑上，作为永久纪念，此碑即谓之进士题名碑。清代每一届进士试，录取人数少者不足百人，多者400余名，人数不能说很多;刻碑又是时隔不久即须办理之事，且为严肃而且时间充裕的工作。按理说，是完全不应该出现名单错漏的。若有错漏，一经揭发，当事者定会遭到惩处。
但是，即使题名碑碑文本身内容无误，却也不能保证流传于世的相关统计数据没有问题。因为，现有的相关统计数据，几乎全部都是依据《明代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这样一些著作的内容统计出来的，而这些著述的依据，当然就是那几百块碑石上的文献资料。然而，没有人能保证编著者在誊录以及印刷、校对时能做到绝对正确。而且，这些著述的内容很难保证都是作者自己真正实地对照碑文得出的第一手资料，彼此辗转抄录在所不免。而辗转抄录更容易出现更多的错误。所以，依据其它相关文献对这些资料进行比较对照，依然是必须的。
若加上上述17人，则清代广西进士应为585人。(这个数字包括今属广西的钦州、灵山、合浦三州县的人数，这几个州县在清代曾属广东省;不包括怀集县人数，该县在清代属广西省而新中国划归广东省)
顺便提一下：科举考试名次不等于实际能力水平，更不等于运气。犹如今之高学历高学位者不等于高水平，其理同。例如以曾任过的最高官职论，四位清代广西状元中，陈继昌官至江苏巡抚，龙启瑞官至江西布政使，均为从二品，他们算是高官。而张建勋最高官职是以道员衔出任黑龙江学政，正四品(清代各省学政是由朝廷从朝官中选派，其官级就是原有级别)。刘福姚更糟，一直是个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虽然出任过广东、贵州两省的乡试主考官，但那是临时性质的，并无升官之说。这固然与他身逢末世也有关系。张、刘两位拉平，大抵可算中级官员。而清代广西第一名臣陈宏谋，是雍正元年(1723)进士，只在三甲第12名，但他却是名满天下，官至大学士、尚书等，正一品。这种比较，当然只能在汉族官员中才有可比性。若是清代满族人，那就不需要什么科举功名了，稍有办事能力者，几年间升高官并不稀罕。
还有一点：进士是在一甲、二甲抑或三甲，包括中进士本身，往往都带有偶然性。文科考试以文章优劣定高下，而文章优劣不可能有真正的量化评判标准，评卷者见仁见智是必然的。即使评卷时间充裕，同一篇文章的评判结果也会因评判者的不同而有差异。尤其是八股文考试，形式相同，内容大同小异，大抵都是枯燥无味的东西，更难分清高下。更何况，科举考试的评卷时间十分紧迫，评卷者的任务十分繁重：如果是各省乡试，那么一些科举大省如江苏、浙江，参加考试者有时超过万人;考试分三场，则试卷达数万份。而评卷官不过一二十人，时间一般只有十来天。也就是说，每个评卷者一天要评200份左右试卷。以工作8小时计，评一份试卷平均不到3分钟，而每份试卷一般还得写出简略评语。其仓促急迫，不难想见。进士试中的会试人数，每一届考生一般有三四千人，评卷官在20人左右，而其评卷时间同样吃紧。所以，无论小试、乡试、会试、殿试，评卷官根本没有时间去分析品评文章，只能凭“第一眼”印象定夺。殿试这一场，人数较少，名义上是由皇帝主考，皇帝当然不会自己来评卷，他只检查评卷官们评出的前十名的试卷。因此，评卷官们只重视这前十名的试卷，尽量不要给皇帝抓到辫子。至于其他试卷是放在二甲还是三甲，那就完全凭他们的好恶决定，并没有什么统一且可操作的标准。这就是偶然性之所在。甚至连“三鼎甲”的命运有时也是碰运气。能进入殿试的考生，没有谁会很差，评卷时谁在第一名谁在第末名，这本就是模模糊糊可上可下的事情;而即便评卷官定出了前几名的名单，皇帝在核查时仍然可能改变，因为只有他才有最终决定权。例如，清代名诗人赵翼在殿试中名列第一，按理说状元非他莫属，可拟定名次报给乾隆帝时，乾隆帝认为赵翼是江苏人，而江苏的状元太多了，应该照顾一下其它省，于是将赵翼和原来的第三名王杰(陕西人)调换，王杰成了该科状元，本是状元的赵翼跌到第三名探花。两人一生命运也因此改观：王杰后来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正一品;赵翼在广西镇安府、广东广州府任过知府，再调贵州任道员，这是他一生最高官职，正四品。以后他就辞职归乡了。
清代广西进士的人数、名次，在全国各省中处于何种水平呢?
据笔者的统计，清代进士总数为26991人(明清进士总数，有多种统计结果，但彼此差异不大)。以此为基数，可以算出相关数据：一、若单计状元人数，则广西水平不算低。清代共举行112次进士试(本来规定三年一次，但清代皇帝常因登基或别的喜事而临时增加考试，以作对士人的恩典，称为“恩科”，所以清代立国260余年而有112次进士试)，因为其中有两次是满汉分科，满族人自己为一榜，另设状元，所以共有114名状元。不过那两名满族状元可以不计。清代在多数时候分为18个省，多时增加到20个省。即使以20个省计，平均每省为5.6名。如此，广西尚未达到平均数，何以说水平不低?这是因为，在20省中，江苏、浙江两省实力太强：清代江苏有状元49名，浙江有状元20名，两省加起来为69名，占总数61.6%，差不多2/3。而除去这两个超强省，剩下18个省的状元就只有43名了，其中广西就有4名，不仅超过平均数，而且排在广西之前的省份只有安徽(9名)和山东(6名)。广西状元数在各省中位居第五，而且状元中的陈继昌还是极为罕见的“三元及第”(整个清代仅有2名)。所以，就此点而言，清代广西在全国尚属中上水平。
二、若论“三鼎甲”名次人数，广西就不能如状元般有底气了。112科进士试，“三鼎甲”共有336名，广西才5名，仅占1.5%。
三、清代殿试二甲和三甲进士人数，一般而言，二甲约占总数1/3，三甲约占总数2/3。以总数26655人计(减除“三鼎甲”人数)，则二甲人数约为8885人，三甲约为17770人。如论平均数，则二甲每省平均应为约493名，三甲每省平均应为约987名。广西二甲158名，三甲405名，均不足平均数的一半，显然也处于下风。
当然，笔者在《中国地域通览·广西卷》第七章亦曾提及一点：广西在清初由于战乱，有12次进士试未能参加。这无疑对广西在清代全国各省科举水平比较方面造成直接消极影响。按照广西被录取进士数的比例计算：参加100科，总共录取585人，平均每科5.85人，则增加12科，应能增加录取人数70人左右。那么，清代广西进士数应在655名左右，其它各种比重亦会有相应增加。不过，整体情况不会有根本性变化：以655名计，占全国总数的比例，为2.42%。在18个省或20个省中，都依然处于低水平，倒数前三名内。□杨东甫
(作者：杨东甫。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广西师范学院研究员、教授)
原文载于《广西文史》201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