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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百色、龙州起义中的统战工作实践及特点
■潘洁华
在百色、龙州起义期间，邓小平同志在深入了解当地形势的基础下，提出了符合实际的统战策略，并开展了系列行之有效的统战工作实践，取得很好的效果，保证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发展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邓小平同志在百色、龙州起义中的统战工作实践是以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和毛泽东统战思想为指导并结合当时左右江地区实际情况开展的，事实证明，其在百色、龙州起义中的统战工作实践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一、邓小平百色、龙州起义中的统战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加强党的建设，以党的建设推进统战工作。 邓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党在推进统战工作中的重要性，重视加强对党的建设。一方面秘密建立党组织并重视对组织成员进行政治教育。采取宽容释放的方式对待那些在“四·一二”清党中被捕的人，争取他们转变先前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并让部分态度积极、具有一定领导力和影响力的人到各地，成为组建党团组织的骨干力量，各连队抓住当时党控制全局的有利条件，在各地秘密建立党组织。采取系列措施以更好地掌握和发展党的武装力量，例如帮助俞作柏、李明瑞开办广西教导大队，并由共产党员或者进步人士担任教导队干部。为了确保党组织成员坚定对我党的信任和拥护，加强对成员进行教育与培训，向他们宣传和灌输革命思想和我党的革命主张。另一方面，恢复和健全中共各地县委与特别支部。1929年10月召开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各地代表和广西特委派出的部分党员回到各县恢复与健全党组织并担任书记，如雷经天到右江区、陈金平到思林县、严敏到东兰县、李汉生到奉议县等。根据统计，同年12月广西恢复与健全了13个县委、特别支部，党员人数达到470多人。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党组织力量得到壮大，为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推动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
(二)坚持灵活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战工作的顺利开展需凝聚八方的力量，邓小平同志在百色、龙州起义中结合当地形势，根据敌军、中小商人和土匪队伍以及国民党上层左派军官的不同特点采用有针对性的策略。对敌军采用“两把枪”策略，一把是手中的武器，另一把是思想宣传的武器。当时要求红军战士不仅是战斗员还是宣传员，也就是既能打敌人，又能对敌人讲道理，向他们问话，欢迎敌人过来，尽可能动摇和瓦解敌军，争取他们能够弃暗投明，与天下穷人为一家，调转枪口或者敷衍作战。对中小商人采取团结、争取策略，制定团结、争取中小商人的政策并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一方面废除苛捐、取消杂税，为商民提供一个安全、公平的贸易环境；另一方面严守军纪，禁止各机关无故没收商号，严格处分那些抢掠商号的恶劣行为分子，并且摆出自身的诚意，多方解释和大力宣传，切实保护中小商人利益，争取赢得他们的信赖。对土匪队伍采取利用、改造的策略。当时左右江地区的土匪较多，如果不能利用和改造这个群体，一旦土匪们投身敌方阵营，将会壮大敌方力量，徒增敌我力量悬殊，阻碍红军与根据地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意识到这个特殊群体对我军作战的重要性，通过各方努力和各种方式，利用和改造土匪，争取他们成为我军力量，并取得良好效果，其中百色土匪罗明山部被改编为赤卫军的一个营是很好的例子。对国民党上层左派军官采取团结、教育、争取策略，主要是对俞、李进行统战工作。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广西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变化情况以及俞作柏、李明瑞对我党前后政治态度的基础上，帮助他们整顿与培训部队，共筹反蒋、反新桂系军阀的大计并多次向他们提出政治色彩鲜明、开宗明义的建议和主张，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俞、李与我党合作态度的肯定，也表现了其对合作方坦荡的襟怀和真诚的态度。
(三)制定民族政策，团结少数民族到党旗帜下。左右江地区少数民族聚集，民族成分复杂，解决民族问题是开展统战工作不可忽视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把握该地区民族特点的基础下，制定了正确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争取将少数民族团结到党的旗帜下，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瑶族在左右地区占有很大的成分，也是受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最深的少数民族，1929年10月颁布的《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中，第一次对“关于瑶民”方面的政策作出明确的规定：“提高瑶民的智识教育”“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没收山主的山场、土地森林分给瑶民”“革命的工农兵，瑶民及劳动妇女有居住、行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当时瑶族的数量和社会地位决定这一政策也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因此，这一政策也是当时左右江地区解决民族问题的主要政策依据。邓小平同志将民族平等政策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在政治上，考虑到少数民族干部同少数民族人民相处时间长，彼此较熟悉，沟通交流也比较容易，利用这种天然的联系构建起与少数民族的桥梁，有利于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因此在政权管理中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在经济上，加大对少数民族的扶持，利用民族平等的经济政策，为少数民族改变生产和生活环境营造较好的条件；在土地革命中，各民族能平等分配到土地。在文化教育中，照顾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严肃处理违反民族政策的人和事。另外还重视对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政策的宣传，既宣传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让少数民族人民对民族政策有深刻的理解，意识到党对他们的尊重和重视，赢得他们对党的拥护；也宣传党的政治纲领，激发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觉悟，组织他们进行阶级斗争。
(四)筹建各级组织，奠定统战工作的群众基础。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为广西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邓小平同志在百色、龙州起义中非常重视农民运动，积极筹建各级工农民族组织，为统战工作奠定群众基础。邓小平同志一到广西，就深入群众调研，在掌握当地形势的基础上，做出了在广西建立各级工会和农会组织的决定。在共产党的影响与推荐下，俞作柏任命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左右江地区各县的县长，通过掌控财政、税收大权以利巩固俞、李的一线基层政权。以党的组织带动和帮助工农组织的发展，在左右江地区涌现了诸如韦拔群那样一批优秀的、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革命干部，很大程度扩大了党领导农民运动的范围。总之，通过党组织与优秀的当地农民群众干部广泛动员、团结和教育各族工农大众，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为拓展革命的工农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和创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邓小平百色、龙州起义中的统战工作实践的特点
(一)运用求同存异的思维。在统战工作中，同异、正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求同存异就是正确运用矛盾对立面的转化，是一种体现极大包容性的工作方法，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邓小平在百色、龙州起义期间，灵活恰当运用矛盾的转化，极大推动统战工作的开展，这一品格特征也体现在邓小平统战思想中。“同”是指参加统一战线的各方面存在相同的目标和利益。“异”则是参加统一战线的各个方面在立场和要求存在差异性。党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从来不是依靠某一方面力量就能实现的，而是要争取到更多人的参与和支持，也就是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这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一些党内人士认为国民党上层左派军官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认为团结、教育、争取他们是不可行的，邓小平同志从实际出发，坚定立场，不受错误思想的干扰，不照搬中央苏区的硬性规定，通过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将消极因素转为积极因素，壮大统战工作的力量。
(二)采取纵横捭阖的艺术。邓小平同志在百色、龙州起义期间的统战工作充分体现了其纵横捭阖的统战艺术，他在深入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下，善于利于和制造各种机会，运用政治手段和借助群众的力量对地方的上层势力进行分化和拉拢。当时针对俞、李与桂系军阀存在矛盾，派出丰富军事经验的干部帮助他们组建新部队，培养军政干部；利用中共党员俞作豫与李明瑞的关系开展统战工作，使李等左派军人将领与我党合作；利用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由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掌握的优势，对敌对第三队进行瓦解。总之，邓小平同志善于洞察地区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并且充分和广泛利用这些矛盾，争取最大可能充实革命力量，同时达到孤立和瓦解最凶恶和最顽固敌人的效果，这体现了其在统战工作实践中纵横捭阖的艺术。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无数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坚持实事求是，任何的理论、策略和方法都无法对实践产生积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百色、龙州起义期间，由此至终都将实事求是作为制定统战策略和开展统战工作的前提。客观分析左右江地区的形势，百色城是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为百色起义准备工作奠定基础，邓小平同志在到达百色后立即召开领导成员会议，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统战工作的策略和措施。客观分析俞、李经历了大革命，曾与党有多次接触，具有合作可能性以及他们与蒋介石存在矛盾以，与新桂系存在斗争的现实，认为拉拢俞、李有利于发展革命力量，而且具有可行性。中共六大的召开大推动了中国革命，但也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国民党各派完全是反动的”的错误主张，邓小平同志顶着巨大的压力，实事求是地对俞、李进行团结、教育和争取。
(作者系中共崇左市委党校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