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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与抗日战争

2018-08-08 11:29:00  来源:广西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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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场空前伟大和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令人难忘的战争里,中华儿女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战争的完全胜利。
 
  在抗日战争当中,广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英勇裔战,流血牺牲,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广西的抗日民主运动
 
  从1931年“九·—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这几年时间,恰恰是历史上的蒋(介石)桂(系)对峙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广西是一个半独立的省份,挂系(指新桂系——下同)拥有相当多的自主权。由于桂系与蒋介石有矛盾,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因此桂系从“九·—八”事变以来,一直是主张抗日并对省内的抗日民主运动持开放态度的。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广西的抗日民主空气特别浓厚,抗日民主运动特别高涨。
 
  1、桂系当局的抗日主张及其表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八”事变,公然出兵侵略我国东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在短短几个月内沦于敌手。在这一事件上,桂系是持反蒋抗日态度的。9月27日,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广西省当局,向全国发出了抗日救国通电。接着又在南宁召开广西各界抗日救国大会,号召“全国民众团结起来,促蒋下野,对日实行经济绝交。”[1]针对蒋介右企图依靠“国联”解决东北事件的想法,李宗仁强调:国联不可靠,要收复东北失地,只有靠中国自己的力量[2]并指出:抵抗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只要全国民众不怕流血牺牲,一致奋起抵抗,就一定能战胜侵略者[3]。
 
  继“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领导下英勇抗战。这时,蒋介石仍坚持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仅不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行动,而且千方百计压制抗日言论。可是就在蒋的这种高压政策下,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两头领却挺身而出,“积极声援第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4]
 
  在中国北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后,又积极向热河、察哈尔及关内进行新的侵略。1933年1月3日,日军占领了山海关。3月,热河全省沦陷。接着日军又向长城各口进攻,并侵扰察东和冀东,把战火烧到平津一带。在长城内外大片国土沦丧,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抗日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与共产党员吉鸿昌在张家口组成察绥抗日同盟军。同盟军通电全国,主张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共同抗日。当时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将领和地方势力,因慑于蒋介石的淫威,均不敢声援察绥抗日同盟军,而桂系却积极支持了他们。当时桂系当局不仅通电表示声援。而且还汇款表示慰问与资助。对此,冯玉样感慨说:“广西省李、白、黄三位先生响应我的抗日,通电汇来十万小洋是作为抗日军费的。谁都知道广西的军队是最困难的,他们能够这样的慷慨好义,就是表现了他们的爱国心。”[5]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参加抗日的共产党人因受蒋介石镇压,无处藏身。为保存抗日力量,经冯玉祥、李济深推荐,中共将同盟军中的宣侠父等著名共产党人派往广西,受到桂系很好的接待和保护。
 
  1935年,日本侵略者又制造华北事件,进一步蚕食我国领土,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这时,李宗仁又站了出来。他于1936年4月17日在广州就中日问题对记者发表谈话,提出当前中国所最迫切需要者,“为整个民族救亡问题,以争取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现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与精神,然后中国始有生存的可能”,首倡“焦土抗战”[6]。此后,李宗仁在此次谈话基础上。写成《焦土抗战与民族复兴》一文,于1937年元旦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李宗仁的“焦土抗战”论,当时得到了全国许多爱国人士的好评和赞扬,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著名抗日将领蔡廷锴评论说:“焦土抗战表示了抗战的最大决心,极度显露着为救国而不惜最大牺牲的力量。”[7]爱国民主人士章伯钧也评论说:“广西的焦土抗战主义是以民族革命为最高目标,号召一切反日反独裁的党派与民众,共同争取民族解放与政治解放的革命运动。”[8]而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宗仁的“焦土抗战”,“曾被广泛引用,成为一项最悲壮的抗战口号”[9]同月(指1936年4月)李宗仁、白崇禧写信给张学良,说:“东北沦陷,已五阅寒暑,从未闻金陵下收复失地之命,……国人皆知蒋不抗日,蒋亦不允许他人抗日,凡言抗日者,蒋即认为有罪,……窃以救国急务,除抗日外,实无他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为至要”[10]。
 
  1936年6月1日,桂系联合广东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吁请国民政府领导全国军民抗日,实行“反蒋抗日”方针。2日,两广当局向全国发出通电:“‘九·一八’之创痕未复,‘一·二八’之腥血犹存。辽吉黑热四省之同胞,陷于敌人之铁蹄之下,已逾五载,今平津又将继之矣。”“国家之±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着。”4日又发出“友”电,请求批准率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11]“在事变过程中,桂系在政治上大造抗日舆论,主张开放民主,人民群众享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明令颁布广西民众抗日公约。提出“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等抗日标语口号[12],并取消“抗日剿共”的反共口号。与此同时,积极延揽和接纳各方抗日反蒋人士如李济深、蔡廷锴等,以及救国会、第三党、民族革命同盟、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各种党派团体的代表到南宁,与他们共商抗日救国大计。甚至从延安来的中共中央特派代表云广英也受到桂系热情的接待和欢迎。事变在广西方面最后是以和平的方式得以解决的,从蒋桂双方所订的共同协议看,其结局是比较好的,突出了抗日的主题,如:中央政府接受广西的抗日救国建议,日军如再进逼,蒋必须领导全面抗战,广西届时保证出兵参战等。因此,中共中央肯定了广西桂系发动的这次事变,称这次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义”[13],“我们赞成他们的抗日发动,是正确的”[14]。而桂系通过这次事变,也正式开始了他们与中共的合作。当时,李宗仁在南宁曾向中共中央特派代表云广英说:“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完全赞成”,“希望今后在抗日斗争中我们互相配台”[15]
 
  1936年11月,蒋介石逮捕教国会的7位领袖人物,造成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同时,该月发生了爱国将领傅作义率部在绥远抗击日军和伪蒙军大举进攻的事情。在这两件事上,桂系都有积极的表现。“七君子事件”一发生,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当即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发出紧急营救电,指出:“当此日人主使匪伪侵我绥东,全国舆情极端愤慨之时,政府对于爱国运动似不应予压迫”。并赞扬七君子“声援抗日战士,立意极为纯洁,系爱国热情所应有之表现。”[16]对傅作义率军抗战,桂系也通电声援,并专门组织慰问团,前往绥远劳军。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呼吁各地方实力派支持和响应。但多数地方实力派既不敢明确表示支持张、杨,更不敢冒然得罪蒋介石,而是采取观望态度。只有桂系和四川的刘湘及时予以肯定答复。12月16日,李宗仁、白祟禧、李济深等16人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知,提出了5条处理事变的方针:主张政治解决西安事变;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反对独裁统治,确立举国一致政府;出动攻击西安的中央军,从速移开绥远前线;广西军一部援绥。随后,李、白联名致电周恩来,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桂系的这些表态,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安事变后,桂系进一步密切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抗日关系。桂系代表刘仲容常驻延安,随时与中共领导人协商抗日问题。而中共中央也于1937年6月派张云逸到广西,与李、白等进一步商讨合作抗日事宜。
 
  以上所述说明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桂系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问题上,一直是主张抗日的,而且一直是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的,可谓是坚定的主战派。而且对蒋介石当时所奉行的“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敢于坚决的谴责和斗争,到后来甚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逼蒋抗日,这在当时国民党众多的地方实力派中是少有的。桂系这种坚定的抗日态度和积极表现,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于全国抗战的准备和发动。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充分肯定。
 
  当然,桂系之所以如此积极主张抗日,也并非完全是激于民族大义,其中也掺杂着桂系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私心杂念。因为桂蒋一直存在着矛盾,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下,桂系打出抗日大旗,就可以使自己在与蒋介石的争斗中处于有利地位,就可以得到全国人民和各方力量对自己的同情和支持,就可以扩大桂系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并提高其政治地位。然而,不管怎样,桂系积极主张抗日,是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的,是顺应当时中国的历史潮流的,因而是进步的、爱国的。况且,桂系的标榜抗日,在当时和后来的事实来看,绝非假抗日,而是真抗日,我们不能因为它掺杂着与蒋争权夺利的私心杂念而否定其抗日态度。
 
  另外,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前,桂系与日本帝国主义也有所联系和交往。这主要是桂系接待日方来访人员(包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聘请日方教官、向日方购买飞机和其他武器弹药等等。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过去有些人据此作为桂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证,这是不能成立的。当然,因为桂系是中国地方实力派中颇有势力和影响的派别,且与蒋介石有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对它是想拉拢和利用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但问题关键是,桂系并没有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当,他们只是通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交往壮大自己的力量而已,因而也就谈不上什么“勾结”了。关于这点,当时白崇禧即作了解释,他说:“有人说日本是我国世仇,最近又侵占了我们的东北,在举国人民高呼抗日的时候,广西为什么还买日本武器、聘日本教官、甚至派学生赴日本留学,感到奇怪,我们中国一切落后、军事教育和武器装备总不如人,对外作战总是失败。我们学习日本人的技术,增进我们的本领,买来日本的武器即可用来打日本人,所谓‘借锤子打铁’那有什么不好呢。”事情也正是这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明智的做法,无可厚非。抗战全面爆发后,桂军正是凭着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军事技术,拿着从日本人那里购买来的武器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
 
  2、广西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由于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桂系一直持抗日反蒋态度,并给人民群众的救亡活动一定的支持,这就使广西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得以比较顺利地开展起来。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广西各族人民义愤填膺,各城市学校师生和市民纷纷集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谴责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0月初,广西各界抗日救国会在南宁成立。在救国会的组织发动下,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城市和全省各县,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禁止买卖日货。当时广西“抵制日货的彻底,可说史无前例,真是尺布寸纱也不能偷关一步”[17]。救国会还举办救国储金活动,号召机关人员储备救国金。在这次救亡活动中,青年学生最为活跃。各地学生自动组织宣传队,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南宁高中的学生,请求省当局发给枪支,进行军事训练。南宁市学生联合会通令各中等学校学生会,要求各校组织学生军,以便随时开赴抗日前线。一些学生自动捐资,并向商民募捐,接济马占山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1935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北平爆发了规模巨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这时,广西学生在广西地下党的领导和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2月18日,南宁八千学生集会,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会后举行游行和进行街头宣传。接着,武鸣、梧州、龙州、贵县、桂平、柳州、百色以及全省各县市学生都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声势很大。桂林广西师专的学生公演《恐吼吧!中国》。南宁学生集队到广西省府、省党部和第四集团军总部请愿,要求省当局立即出兵抗日。当时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得到许多爱国人士的热烈赞扬。章乃器在《救国情报》上就经常撰文赞扬广西。《大众日报》也报道说:“从桂省回来的人都说,在那里贴标语、演说、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是等于家常便饭。报纸公开谈抗日,新文字运动和其他的文化运动受着政府的赞助与领导,又自去年末全国风涌的学生抗日运动爆发以来,全没有见过广西的学生被捕杀。总之,一切抗日运动,都可以公开地进行。”[18]所以,“广西可以说是比国内哪一处都比较的开明”[19]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后,广西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要人纷纷发表抗日演说,各大报纸也竞相宣传抗日。民众抗日运动已经完全合法化,各界人士纷纷制定抗日公约,军政替界也举行刺血宣誓。学生救国会的活动经费由省政府提供,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停课一个月,下乡宣传抗日。广西地下党利用这个机会,发动学生深入穷乡僻壤,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为了抗日救国宣传。桂系还第一次组织了100多名学生军作为宣传骨干。广西通过这次在全国影响很大的抗日救亡宣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热潮。
 
  二、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广西军队在省外抗日前线的抗战概况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了。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宗仁、自崇禧即致电蒋介石,表示拥蒋抗日。8月2日,蒋介石自庐山拍电报到桂林,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日,邀李、白赴庐山共商抗日大计。李、白当即复电.向蒋表示“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20]接着,自崇禧于8月4日飞赴南京,不久被蒋任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协助蒋指挥全国抗战事宜。而李宗仁也于8月25日被蒋委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受令后,立即在广西全省进行战争动员,征集壮丁人伍,扩编军队。由于桂系自三十年代初大办民团,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全省已轮训了120万壮丁,积存了庞大的兵源,并造就了约10万名预备役下级军官和军士,加上广西民众抗日热情高涨,广大青年踊跃应征,所以桂系的征兵工作极为顺利。在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桂系即征集了近10万新兵,连同原有的14个团的常备军,共编成第7、48和31军。按照全国统一编制,广西军队称为“第五路军”。第五路军除第175师(后扩编为第46军)留守广西外,其余部队即广西军队主力均开赴省外抗日前线,共赴国难,抗击日军。
 
  9、10月间,广西军队10余万人分别由梧州、桂林出发,经广东、湖南等地北上,开赴以徐州为中心的第五战区。最先出发的是第48军(军长韦云淞)和第7军(军长廖磊),稍后出发的是第31军(军长刘士毅),这3个军统归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管辖。10月10日,李宗仁也离开广西,经南京转赴第五战区指挥。这次广西抗战“动员的迅速,是全国所无的。”[21]
 
  广西军队北上后,即开赴第五战区的徐州、海州一带集结。当时,正是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吃紧的时候,所以第7、48两军部队有些刚到达第五战区不久,有些刚中途到达武汉,即奉命转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而参加凇沪会战的这两个军即第7和48军则另组编为第二十一集团军,以廖磊为总司令,第7军军长则由周祖晃接任。
 
  从10月上旬起,第二十一集团军部队陆续赶至上海。那时,中国军队作战不利,已由市区撤至郊外大场带。第二十一集团军即在大场——南翔一线加入战斗,协同友军反击侵入蕴藻浜南岸之日军。这是广西军队首次参加对日作战。由于是生力军,官兵又英勇作战,阵地赖以暂时稳定。19日,中国军队以大场为中心,向日军反攻。第二十一集团军担任正面反攻主力。这场战斗,战况异常惨烈,广西军队以血肉之躯面对日军的坦克、大炮和飞机,牺牲很大,最后只好退却,大场于26日陷于敌手。上海沦陷后,为掩护上海撤离部队侧背,第二十一集团军又奉令赶赴吴兴(今湖州市)、长兴一带狙击自杭州湾登陆进犯南京的日军,此战也十分激烈,伤亡惨重。总计“上海、长兴、吴兴之役,第七军、第四十八军损失过半”[22],伤亡约万余人,少将旅长秦霖、庞汉桢和副师长夏国璋三人牺牲殉国。其中夏国璋率领的第七军172师的一个旅,在吴兴城郊的狙击战中作战特别英勇,牺牲尤大,夏国璋即于是役阵亡。“夏国璋牺牲后,全旅官兵仍奋力作战,无一降敌。全部壮烈捐躯。”[23]
 
  淞沪战役后,第二十一集团军撤往浙西北的桐庐、分水一带休整,同时从广西运来一批新兵补充。1938年1月,第二十一集团军奉令归还第五战区建制,经南昌、九江等地开赴安徽合肥,在那里,他们与第十一集团军的第31军一起,参加了徐州会战。
 
  在徐州会战中,桂系的三个军即第31、第7和第48军,负责保卫津浦铁路南段的任务,即在淮河以南地区狙击由南京北上的日军,以防北上日军越过淮河,与由华北沿津浦铁路北段南下的日军夹攻第五战区中心城市徐州。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在1938年1至3月,桂军与其他国民党军及新四军第4支队一起,在安徽定远、明光、风阳、蚌埠、怀远一带,有效地狙击了由南京北上的日军精锐师团第13师团等部队,使北上日军无法越淮河一步。这就粉碎了日军南北夹攻徐州的企图,为律浦铁路北段的国民党军取得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台儿庄战役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指挥下,国民党军歼灭日军一万多人,缴获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一大批,取得了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上的第一个大胜利,也是中国军队空前的胜利。而这个胜利的取得,与桂军在津浦铁路南段的作战是密不可分的,功不可没。
 
  日军在台儿庄惨败后,调集30余万兵力分6路包围徐州。国民党军被迫突围。在这次徐州突围中,桂军在淮河南北两岸担负掩护突围任务。其中守卫安徽蒙城的一个团,与优势日军激战3天,毙伤日军近千人,最后该城被日军攻陷,全团官兵2400余人牺牲了1600多[24],率领和指挥该团的中将副师长周元也于是役阵亡。
 
  1938年7月,武汉会战开始。广西军队奉调至皖西、鄂东一带的大别山南麓,参加这次会战。参加武汉会战的广西军队,除原有的第7、48和31军外,这时又从广西开来一支部队,组建为第84军,由覃连芳任军长,隶属第十一集团军。广西军队在大别山南麓的作战中,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抵抗,与日军战斗达4月之久,使进攻这一带的敌第6师团等部队遭到重大打击。特别是在湖北黄(梅)广(济)战役中,广西军队英勇顽强,与敌反复争夺阵地,战斗十分激烈,歼敌2000余人,本身也牺牲了数千人。广西军队在大别山南麓、长江北岸的英勇作战,予敌以重刨,这对武汉会战坚持数月之久发挥了重大作用。武汉会战结束后,第31军的残余部队被拨给第84军和其他两个军,由韦云淞带领部队军官回广西重组第31军,由此可见广西军队在武汉会战中人员伤亡之惨重。
 
  武汉会战后,第二十一集团军所辖的第7、48两军留驻鄂豫皖边区的大别山,创立根据地,威胁武汉日军。此后,该集团军再无大的战斗。而属于第十一集团军的第84军,则跟随李宗仁撤往鄂西北。在那里,该军曾参加3次随(县)枣(阳)战役,并作为主力部队保卫鄂西北。在1940年4、5月间的第二次随枣战役时,173师中将师长钟毅以身殉国。
 
  自抗战爆发以来,广西派出10多万军队开赴省外抗日前线。这支军队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和随枣战役等大战役,转战于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省份,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和牺牲,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桂军在抗战初期的这种积极努力的抗战表现。当时在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中是最为突出的,就是在整个国民党军队中也是十分出色的。我们在论及抗日战争的胜利时,是不应该忘记桂军的功劳的。
 
  广西军队在省外抗日前线的作战,还应该包括广西空军的抗战情况。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桂系为了增强实力,与蒋介石对抗,创办了广西航空学校,培养了一批飞行员,建立了一支空军队伍。抗战爆发不久,广西空军拨归国民党中央领导,编人中国空军第三大队序列。
 
  1937年10月,广西空军奉令北飞。先集中兰州训练,随后即参加对日作战。那时日本空军在中国占压倒优势,基本上掌握了中国的制空权,但广西空军却敢于与他们拚博,表现得十分英勇。
 
  1938年3月台儿庄会战期间,广西空军数度前往助战,轰炸、扫射集结在滕县、枣庄、临沂一带的日军,给日军以很大杀伤。3月25日清晨,广西空军14架飞机在大队长吴汝鎏率领下,再度飞到台儿庄上空助战。敌机17架前来拦截,于是发生激烈空战。经过一番冲杀,广西空军击落敌机7架,其余敌机四散逃窜而去。当他们凯歌高奏,返航至河南马牧集上空时,被敌第二批飞机24架埋伏云端截击。广西空军在人乏机疲、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继续与敌机搏斗。第八中队副队长何信首先冲人敌机群,被数架敌机围攻。战斗中,何信身中3弹,血流如注。他强忍伤痛,向敌机冲去,将敌主机击落。这时,何信已人伤、机损、油尽、弹绝,他仍抱定拚死决心,驾机全速向一敌机撞去。敌猝不及防,被撞机毁,而何信也同时壮烈牺牲。此战广西空军共击落敌机9架,何信、莫体、李膺勋、梁志航四烈士以身殉国。
 
  此后,广西空军又多次参加大规模空战。在武汉、襄樊、衡阳、南昌、南雄等地区的空战中给日本空军重大打击,战绩卓著。据统计,在1938年,广西空军共击落敌机22架。其中朱嘉勋一人就击落敌机6架,是全国空军中战绩最显著的一个[25]。
 
  在广西境内,广西空军也为保卫家乡出了力。1938年1月8日,敌机14架来袭南宁。广西空军5架飞机起飞迎击,将敌机打得狼狈而逃。桂南会战时,因事飞返广西的陈瑞钿、韦一青曾多次飞赴昆仑关助战,并击落敌机1架,后他们与数倍于己的敌机作战,韦机毁人亡,陈也身负重伤。
 
  八年抗战,广西空军战果累累,也作出了重大牺牲。“广西空军将士泰半都已壮烈殉国,真是可泣可歌。”[26]
 
  三、广西军民在省内的抗战
 
  1939年11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切断由南宁至越南海防的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以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派出第5师团、台湾混成旅团等部队3万余人,在钦州湾登陆,进攻广西。这是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
 
  日军登陆后,很快突破了国民党桂系守军的防线,于24日占领南宁,并随即占领了南宁的外围战略要点高峰隘和昆仑关。
 
  当时,驻守在广西的国民党军队,只有桂系的第31军(军长韦云淞)和第46军(军长何宣)。为了收复南宁,恢复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从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抽调一批兵力共10余万人到桂南,与日军会战。蒋责成桂林西南行营主任白祟禧负责指挥桂南国民党军的作战,并派李济深、陈诚为监军。
 
  桂南会战是在桂南的邕钦路(南宁至钦州)、邕武路(南宁至武鸣)、邕龙路(南宁至龙州)和邕宾路(南宁至宾阳)等广大地区展开的,但主战场却是邕宾路方面的昆仑关。当时担负昆仑关主攻任务的国民党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5军(军长杜聿明)。
 
  从12月18日开始,桂南会战正式开始。第5军经10余天残酷战斗,以伤亡1万多人的代价,取得了克复昆仑关、歼灭4千余名[27]、击毙了日军王牌军第五师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缴获军用物资一大批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起到了在战略相持阶段进一步鼓舞中国人民抗战斗志的作用。
 
  在桂南会战中,桂系留守广西的部队分别在邕钦路、邕龙路和邕武路担任次要战场的作战。他们虽然对第5军攻击昆仑关、取得昆仑关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配合作用,但总的来说,他们以保存实力为主,战绩并不显著。不过,作为担负昆仑关主攻任务的第5军,虽说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其下级军官和士兵多为广西人(第5军军部在全州,在广西招的兵),被日军称为“广西少年兵”。这批“广西少年兵”在昆仑关战场上作战英勇,牺牲惨重,战功卓著,这也是广西的光荣。
 
  桂南会战,中国军队虽取得了昆仑关战役的重大胜利,但因参战的国民党军大多保存实力、不肯努力作战,所以并未达到收复南宁的目的。后来日军从广州抽调兵力反攻,昆仑关重陷敌手。直到1940年秋桂南日军进驻越北,桂南失地才得以收复。
 
  在桂南会战中,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日军占领南宁后,曾写了一封“致李宗仁白崇禧两将军”的信,派人送给桂系当局,企图诱使桂系与其合作,放弃抵抗。但日军这一诱降行径,遭到了桂系的坚决拒绝,白崇禧还以西南行营主任的身份,亲到桂南指挥国民党军与日军作战。这件事,也反映了桂系一贯主张抗日的立场是坚定的,从未动摇。这是桂系的可贵之处,应予肯定。
 
  桂军在省内参加的另一大的会战是桂柳会战。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形势对其不利的情况下,企图打通东北——北平——武汉——广州——南宁的大陆交通线,以及摧毁桂林、柳州等地的美国空军基地,以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因而从4月开始,向我豫湘桂粤等地区发动了新的战略性进攻。而发生在广西境内的战争则称之为“桂柳会战”或“广西会战”。
 
  9月间,日军以15万兵力,分4路进攻广西。其进攻重点,是桂林、柳州两地。当时留驻广西的桂军,仍然是第31军(军长贺维珍)和第46军(军长黎行恕)。蒋介石另从四川、广东和从衡阳撤退下来的部队中抽调部分部队到广西,总兵力前后有10个军,但多是残兵残将,人数“不足十二万人”[28]。
 
  这时,国民党对抗战更加消极,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桂系,均以保存实力为宗旨。就桂系而言,蒋介石原拟以第31、46两个军防守桂林,以第62军防守柳州的,但蒋的这一防守计划却遭到了回桂指挥作战的白崇禧的反对。因为桂林是日军进攻的重点,是险地,而按照蒋的计划,防守桂林这一险地的两个军都是桂系的军队,而且是桂系留守广西的全部军队。如果按照蒋的计划去做,把桂系留守广西的两个军全部用于防守桂林,那就等于把桂系留守广西的部队全部拿去拼了。这是桂系不能接受的。因此,白崇禧为保存桂系实力,以“机动作战”、“攻势防御”和“依城野战”为借口,改变了蒋的方案(最终征得蒋的同意),将桂林守军由两个军改为两个师(即第31军的131师和第46军的170师,另加第79军的一个团和一些零散部队),以致桂林守军的兵力十分薄弱,总兵只有两万人左右。
 
  虽然桂系和蒋介石都消极抗战,但桂林守军大多数却是爱国的。守军主力第131师长阚维雍,在战斗前夕给其妻子写信说:“此战关系重大,我得率师参加,正感幸运,不成功便成仁,总要与日寇大厮杀一场也。”[29]11月1日,围困桂林的日军开始攻击桂林。桂林守军奋起抵抗,战斗激烈,但众寡悬殊,至10日桂林全城沦陷。中将师长阚维雍不愿被俘受辱,开枪自杀,实践了他“不成功便成仁”的诺言,中将城防参谋长陈济桓也开枪自杀,第31军少将参谋长吕旃蒙中弹牺牲。其余守军除少数人突围而出外,大部牺牲或被俘。同日,柳州未经激烈战斗也陷于敌手。桂柳沦陷后,国民党军再无大的抵抗,日军乘胜追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即占领了广西大部分地区。
 
  桂军在省内参加的最后对日作战,是收复广西的“桂柳反攻作战”。1945年夏天,日军大本营为了准备在中国东北和东南沿海地区与苏军、美军作战,以挽救其失败命运,决定缩短中国战场的防线,将其在华南地区的部分兵力,转调到华中、华北方面去,因此从4月下旬起,驻桂日军陆续北调。国民党军发现日军缩短防线的动向后,即决定趁机在广西举行反攻。5月初,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驻桂西、桂北的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和汤恩伯第三方面军,向驻桂日军发起反攻。其中第二方面军负责收复南宁、龙州,第三方面军负责收复河池、柳州、桂林。这样,抗日战争中国军队对日军的反攻作战是从广西开始的。广西成了中国各沦陷省份中最早收复的个省份。
 
  在收复广西的桂柳反攻作战中,桂系留守广西的军队第46军(桂柳沦陷后,第31军番号已被撒消)参加了这场战斗,为收复家乡尽了力。5月26日,第46军在64军(粤军)配合下,克复南宁。随后,第46军追击向柳州方向退却的日军,其中该军第175师之525团,于6月14日绕至柳江百子坳设伏,截击由宜山向柳州撤退的日军,3天内歼敌千余名,取得了重大胜利。接着,第46军又配合汤恩伯第三方面军收复了柳州、桂林、全州等地。至8月16日收复梧州,广西全省光复。而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在广西省内,除了桂军和其他国民党军的正面抗战外,还有广西人民群众英勇的抗日斗争。广西民众,素称强悍,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和反侵略斗争的传统。日军两次入侵广西,在广西犯下累累暴行,因而激起了广西人民群众的无比仇恨和强烈反抗,于是他们纷纷组织起来,成立抗日游击队和各种抗日武装,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这些抗日游击队和各种抗日武装,有些是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和发动的,有些则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日军第一次入侵广西时,在沦陷区桂南的许多县份,如邕宁、武鸣、上思、扶南、绥渌、钦州、灵山、防城等地,都有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这些抗日武装,有的开赴抗日前线,配台国民党军队作战;有的就地战斗,保卫家乡和群众。桂南会战期间,活跃在邕钦路和邕龙路的游击队,以十万大山为根据地,配合国民党抗日军队,担负着破路、攻击敌据点、截击敌援兵及车辆辎重等任务,想方设法骚扰和打击敌人。拥有五、六百人的邕宁县八尺区抗日游击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日军占领邕宁的I1个月里,与敌作战一百多次,屡次以少胜多,打败了来犯日军,得到群众的好评。在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带动和影响下,桂南沦陷区的人民群众纷纷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武装斗争。邕宁县的蒋村、四美、新丁、乌兰4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实行联村自卫。日军曾3次进犯蒋村、四美,8次进犯乌兰,12次进犯新丁,所动用的兵力,由开始时的数十人、数百人,最后竟多至二千余人,使用了步枪、机关枪、大炮,甚至施放毒气。但是,日军的每次进犯,都被组织起来的村民击退。在战斗中,各村男女老少一齐上阵,青壮年男子与敌人拼搏,老人妇女和小孩则送水送饭,修筑工事。不管敌人如何疯狂进攻,他们都不屈不挠。由于这4个村子的群众英勇抗战.终于保住了村子,后来被人誉为“桂南战场中的四个模范村”。桂南民众的英勇抗战,使日军遭到了沉重打击。以致日军发出了“广西不能立足”[30]的哀叹。
 
  因为有了第一次入侵广西时的经验教训,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时,把广西看作是“有名的排外地区”[31],并且十分担心广西民众参加抗战,认为广西民众的抵抗要比国民党军的抵抗“更令人担心”[32]。事情正是这样,在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前夕,中共广西省工委就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广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作出了“八月决定”。这个决定要求全省各地的党组织迅速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提出了“保卫祖国、保卫家乡”的口号。按照中共广西省工委的央定,广西各地的党组织纷纷建立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各地民众也自动组织起来,与日军进行斗争。所以,当日军铁蹄刚刚踏入广西境内时,他们便尝到了广西民众抵抗的苦头。据日军资料记载,当时广西“各处都有自卫团,不断进行射击”,日军“每天进入宿营地时均须经过战斗,排除自卫团的抵抗才能进村庄。”[33]于是侵桂日军哀叹说:“在长期对华作战中,这样的经验还是第一次。”[34]乃至日军攻陷桂柳、占领了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就象一头冲入火阵的野牛一样,处处遭到广西沦陷区民众的抵抗和打击。广西民众面对凶残的日寇,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爱国主义精神,拿起粉枪、马刀、斧头、禾叉、木棍等原始武器与敌人搏斗,使日军陷入了天罗地网之中。迁江县的民众,在日军占领迁江的7个多月中,与敌人作战了300多次,一共打死打伤日军1000多名。《迁江抗战实录》记载说:“人民度此漫漫长夜,知非抗战不足以生存,各村落纷纷筑墙垣以自卫,轮值守望,遇有敌警,则口吹号角齐集壮丁,有枪持枪,无枪配刀,同心协力,誓与偕亡。其耕于田者,皆全副武装,一面生产,一面抗战。”这种情形,乃是当时广西沦陷区的普遍现象。荔浦小成村的抗日民众,在数月内打退了11军的13次袭击,不仅保住了村子,而且消灭了不少敌人。在1945年4月27日一天的战斗中,他们就毙伤来犯的日军200多名。拥有一千多武装群众的横县抗日民团,一次在该县的土岭镇截击由南宁开下的日军船队,与日军激战了一天一夜,把四、五百名鬼子打得狼狈而逃。象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广西真是举不胜举。可以说,广西民众的抗日斗争在全国是非常突出的。这点,我们应该加以大力宣传。
 
  四、广西对抗战的贡献和在抗战中的损失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1)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桂系当局一直是主张抗日的,是国民党各派系中最为坚定的抗战派,这在当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况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在“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中,桂系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逼蒋抗日,这对停止内战、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在此期间,李宗仁首倡“焦土抗战”,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这对动员和号召全国军民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以致后来在抗战期间,“焦土抗战”成了一项最悲壮的抗战口号;而桂系对广西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采取开放和支持的态度,也大大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发展。(2)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广西当局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即动员和组建了10多万军队开赴省外抗日前线,其动员之迅速及出兵数量之多,在全国各省中位居榜首,带了个好头。这支军队转战于华东、华中各省,参加了好些著名战役,且作战积极努力,作战能力较强,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而抗战爆发后上交给国民党中央统辖的广西空军,也在与日本的空战中战果累累,战功卓著。(3)桂系留守广西的军队,虽在桂南会战、桂柳会战中有较严重的保存实力的现象,但他们毕竟仍坚持抗战,并在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特别是桂柳会战中留守桂林的桂军英勇作战,流血牺牲,几至全军覆没,更是可歌可泣。而在日军两次入侵广西期间,广西民众对日军抵抗之英勇激烈,在全国也实属少有,非常突出。所有这些,都说明广西在抗日战争中对抗战的确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除此以外。广西还在以下方面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一是广西在抗战期间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兵员和其他人力资源。8年中,广西“共征调近100万兵员补充部队和组建新军,出兵之多在全国仅次于四川,而按人口比例则居于第—位”[33]广西的这些兵员,除提供省内外的桂军部队外,还提供给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如杜聿明第5军和孙立人新1军等。还有一些地方军队如粤军也来广西招兵。其中参加牡聿明第5军的广西子弟,除了在桂南会战中负责主攻昆仑关,取得昆仑关战役的重大胜利外,后来他们还随军作为中国远征军(还有孙立人新1军等)开赴缅甸、泰国、老挝和印度作战,与那里的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许多广西子弟牺牲在异国的土地上。同时,“广西征调100万民工建筑湘桂黔铁路和河岳公路。征调民工200万人次参加战时各种劳役服务。”[36]桂南会战时,广西当局建立了“广西军民合作站”,下设79个分站。广西军民合作站征调了大量民工做战时支前服务。他们拆城墙,破公路;运粮食,送弹药;收容散兵,抢救伤员;捐献物品,慰劳军队,给了参战官兵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援。昆仑关战役的胜利,有这些民工的一份功劳。
 
  二是中共中央曾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广西起到了我国抗战战略大后方和抗战基地的作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桂系当局同意和支持下,于1938年11月成立,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桂系追随蒋介石反共而被迫撤消,共存在了两年多时间。这期间,办事处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主要有:开展统战活动,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宣传,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向革命圣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前线输送物资和人才;担负党中央与南方各省党组织的联系等工作。这些工作为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贡献,也是广西对抗战的贡献。
 
  三是抗战期间,桂林曾形成为我国抗战后方的文化中心,有“文化城”之称。大批文化名人和著名学者从全国各地云集桂林,从事各种文化和学术活动,开展抗日宣传,使桂林的文化事业空前繁荣。这当中,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但也与桂系的开明和支持分不开的。桂林“文化城”的形成,不仅促进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对当时广西和全国的抗战都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是抗战爆发前后,桂系曾三度组织学生军参与抗战工作。这是广西在抗日战争中的一大特色,并且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两广事变,桂系第一次组织学生军约100多人,分赴省内各地进行反蒋抗日宣传。一两个月后因蒋桂妥协而解散。1937年抗战爆发后,桂系第二次组织学生军近300人,随桂军开赴省外抗日前线做战地宣传工作。这批学生军辗转于湖北、安徽、河南等省,不少人在大别山参加了新四军。桂系第三次组织学生军是在1938年I1月。那时广西已面临着日军入侵的威胁,桂系为了发动群众参与抗日,保卫广西,于是再次组织学生军。这批学生军达4000余人,影响最大。虽然这三次学生军都是由桂系组织成立的,但广西地下党按照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每次都动员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井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因而使学生军成为进步的抗日团体。广西学生军在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西军民之所以在抗战中表现得如此积极努力,这与他们的宣传发动是分不开的。因此,他们对抗战的贡献不容忽视。
 
  广西在抗战中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首先是人员的损失。人员损失中的军人损失至今未见有确切统计数字,但可以想象,这数字肯定是不小的,至少在5万以上(包括桂军和桂军以外的桂籍军人)。试想,在淞沪战场、徐州战场、武汉战场、随枣战场、桂南战场、桂柳战场和缅甸战场,牺牲的广西子弟都是以数千和上万计的,因此这个估计当不会过份。至于日军两次人侵广西,广西民众的人员损失如下:被日军杀害的有226255人,杀伤的有433823人,失踪的58456人,因战祸而患病死亡的有282256人[37]。财产损失方面,“全省财产损失达249.4亿美元。房屋被毁29.23万间。”[35]而因日军种种暴行而使广西民众遭受的种种苦难,那是无法用数字表达出来的。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八桂大地,满目疮夷,广西人民经受了空前未有的大灾难。
 
  总之,在抗日战争中,广西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也蒙受了巨人损失。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实事求是地评价广西抗战的历史,给广西在抗13战争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
 
  (作者:黄宗炎。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广西社会科学界联台会研究员)
 
  [1]《南宁民国日报》1931年10月3日。
 
  [2]《李宗仁对国际调查团报告书意见》,载《政训旬刊》第3期第2页,1932年10月30日版。
 
  [3]李宗仁《抵抗才是中国的出路》,载《元旦特刊·创刊号》第2页,1933年1月版。
 
  [4]胡隆镁、刘显才《试述白崇禧的抗日活动》,《广西党校学报》1987年第5期第56页。
 
  [5]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33—34页。
 
  [6]《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4月18日。
 
  [7]蔡廷锴《焦土抗战之现实性》,载《焦土抗战》,珠江日报社1937年10月版。
 
  [8]章伯钧《从广西焦土抗战主义谈起》,载《毛泽东书信集》第88页。
 
  [9][11][17][20][21][26]《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83、671、685、90、649、651页。
 
  [10][29]《广西文资料》第19辑,第237—238、100101页。
 
  [12]《广西日报》1931年7月第131期第82页。
 
  [13][14]《六大以来》(上)第763、778页。
 
  [15]云广英《特殊使命》,载《革命史资料料》第10辑。
 
  [16]《救国会》第210页。
 
  [18]《大众日报》,1936年8月9日。
 
  [19]《救亡情报》,1936年7月26日。
 
  [22][24]《广西儿女抗日亲历记》第22、74页。
 
  [23]《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第79页。
 
  [25]《广西文史资料》第22辑第176页。
 
  [27]《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25辑第162页。
 
  [28]《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科选编》(一)第179页。
 
  [30]《桂南从沦陷到收复》(手抄本),广西博物馆藏书。
 
  [31][34]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广西会战》下册第63页。
 
  [32][33]同上书上册第13、142页。
 
  [35][36]均见《广西抗日战争史稿》潘琦“序”第2页。
 
  [37]《广西文史资料》第25辑第149页。
 
  [38]《广西儿女抗日亲历记》陈辉光“序”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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