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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越贸易通道探析
中国和越南(清朝1803年将以前的“安南”称为“越南”，为行文方便，文中“安南”与“越南”通用)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自古以来就有着频繁的经济交往。至清代，两国的经贸往来获得了更长足地发展，而贸易通道的开辟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功用。此外，发展中越贸易，是拉动西南边疆经济的重要战略举措，贸易通道建设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中越贸易能否顺利推进。鉴于此，本文以贸易通道作为研究对象，又因中国与越南主要接壤于广西、云南，故文中考察的重点集中于该两地。
一、清代广西的中越贸易通道
在法国于广西、越南之间修筑铁路前，清代广西的中越贸易通道主要有关、隘、卡三种，两国民众的贸易往来由此三处出入，清政府则派兵据守，一方面镇守边防，一方面保护往来商贾不受劫盗侵扰及防止边民随意出入，故当时的关、隘、卡具有贸易及国防的双重职能。至于关、隘的数量，据《清实录》的初略统计为“三关百隘一百二十余卡”，而《中越交界广西卡隘略》则称：“由南宁府迁隆峒(今宁明县那堪乡地)至镇安府小镇安厅(今那坡县地)入越南要道一百六十四处，袤长一千八百里。”[1]可见当时中越贸易通道的数量是相当绵密的，为中越贸易的拓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为数众多的贸易通道当中，三关即镇南关、平而关、水口关，所扼守的货物流通线路是中越贸易的主干道，大宗货物基本上由三关进出，镇南关同时是越南向清政府进贡及清政府回赐越南货物的必经之地，从镇南关出境即可到达越南重镇谅山，进而可抵达越南温县、太源、禄平等地。与作为贡物必经地的略带政治色彩的镇南关相比，平而、水口两关的经济色彩更为浓厚，它们是清政府明文规定的允许民商出入的关口。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清政府下诏：“两国商人可在该国(安南)之高平镇、牧马庸立市。”[2](卷1434)同镇南关只有陆路与安南相连不同，平而、水口两关可经水路抵安南。平而河、安南境内的七溪河、奇穹河构成一条中越贸易的水上交通线，三四吨的木船可畅行无阻，由平而关出发据此河可上通谅山下达龙州，形成龙州—平而—牧马—谅山的中越贸易通道。为促进贸易发展，安南国王还特意在通道沿线“谅山镇属之花山地方，添设店铺，招徕平而关出口之商”[2](卷1434)。水口关之水口河则与安南境内的复合州河、高平河构成另一条水上运输线。出水口关，溯水而上可达高平的牧马，顺流而下则可抵龙州，形成龙州—水口—牧马贸易通道。清政府在开放贸易通道的同时，也对中越贸易进行了限制，如1744年(乾隆九年)清政府下令，“由平而、水口出关贸易者，只许在太源、牧马附近之处交易……不得逗留交(趾)境”[2](卷226),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越贸易的扩大。
除了以三关作为主要贸易通道之外，隘和卡也是中越两国贸易的重要路径，虽然清政府一再严禁通过隘、卡进行贸易，但由于有限的几条主干贸易通道无法满足中越两国民众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故由隘口出入的中越贸易屡禁不绝，有的隘口还成为十分重要的贸易通道，如宁明州的由村隘，因毗邻安南的货物集散地禄平、六渊、马丘驴，从此地赴越南比绕道经水口、平而两关赴越快捷得多，故“宁明商贩多愿从由口出入”[2](卷226)。由村隘的地缘优势使当地客商云集，附近明江五十三寨的农民以挑运货物为生，形成了与平而、水口两大贸易通道相呼应的第三大贸易通道：宁明州—由村隘—谅山—马丘驴。另外，分布在其他地方的贸易通道数量也很多，据《清实录》记载：“除正口关隘外，其余并未设有藩篱，出入无从阻拦，”[6](卷982)“私路皆可透越”[8](卷237)，在这些小型通道上进行的贸易，对主干通道的贸易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由此，大大小小的贸易通道组织成了一张巨大的中越贸易通道网络，充当着中越两国货物流动的媒介。
二、清代云南的中越贸易通道
清代，云南通往越南的商路基本上沿袭了宋、元时期的贸易通道，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从宋代开始，云南与越南的贸易就有了较大地发展，当时有两条比较重要的贸易路线，一条是由今昆明经蒙自至河内;另一条是由云南经广西到越南的通道即邕州道，其走向是从昆明经广南入广西，经左右江地区至南宁，转向西南经崇左入越南，经谅山至河内由海防港出海[3]。后来，因罗孔道部落占据昆明—蒙自—河内通道，经由此道的中越两国贸易趋于停滞，邕州道成为主要贸易通道。元朝在云南建行省后，中庆(今昆明)作为省府所在地日渐兴盛，由中庆至大罗城(今河内)的中越贸易开始复苏，这条通道也重新成为贸易主干道。发展至清代，由昆明经蒙自达越南北部的贸易线路为：晋宁—江川—通海—建水—蒙自，此线又分为两条支线，一线起点为蒙自蒙花滩，另一线起点为蒙自河阳隘，两线入安南后沿洮江(红河)而下，会于白鹤三歧江，渡富良江，达大罗城(河内)[4]。与此同时，宋时的邕州大道仍发挥着贸易通道的作用。元朝开国之初在平定广西之后，为保证中越贸易畅通，重新开通了云南至邕州及邕州至安南的道路。直至近代，由昆明经南宁中转至河内、海防一线仍是中越间的重要商路。
元代以后，包括明、清在内的几朝中央政府一度禁止云南边民与安南贸易，规定中越贸易一律经广西进行，滇越贸易因此受到极大限制，但总体而言，元、明、清时期的中越贸易仍有所扩大。如道光《广南县志》曾记述道：“贾客贸易于此，百物流通，无异于东南繁富之区。”当时云南输出越南的商品种类繁多，主要有铁器、丝绸、瓷器、药材、麻布、纸张、香料及一些日用品。由越南输入的货物则相对较少，仅有杉木、海盐、大米等有限的几种。云南始终处于出超的地位，反映了越南经济水平较为落后，两国之间存在经济落差，因而越南需要大量先进的中国商品。
20世纪初修建滇越铁路是滇越贸易通道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全线通车后从昆明到越南海防的行程由通车前的30多天缩减为6至7天，这意味着滇越贸易能经此通道以更高的效率开展，滇越贸易有了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1.贸易商品的流量和种类大增。以当时中越贸易的主通道蒙自海关为例，1889年蒙自开埠，当年蒙自海关进口货值为62300海关两，次年为466089海关两，一年约增加6倍多，1909年增至6696508海关两，与刚开埠的1889年相比，增加100余倍，在进口迅速增长的同时，出口也日见扩大。开埠当年，蒙自海关出口的货值达87629海关两，1909年上升到4750852海关两，比1889年刚开埠增加53倍多。进出口货物的种类繁多，共计260余种。进口货物绝大部分是机制工业品，如棉纱、布匹、煤油、烟丝等。大宗出口货物则有：大锡、生丝、牛羊皮、茶叶、药材、土药等。其中大锡的出口比重最高达86.01%，最低时也达62.7%[5]。2.滇越贸易由主要是滇向越的单向输出变为滇越间的双向流动，其主要原因是法国在逐步侵占越南后积极向中国云南输出工业品。1874年，法国殖民者与越南顺化朝廷签订“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法国获得了红河通道的通行权，于是开始通过红河通道将法国商品转道越南输入云南。如此一来，原来由于经济水平落差造形成的中方贸易优势受到极大冲击，中方绝对出超的贸易地位开始动摇，进口贸易的比重不断加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北部，切断滇越铁路为止。此后到当代中越贸易关系正常化后，滇越贸易才逐渐恢复。
三、清代中越贸易通道的特色及效用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发展历程的交汇点。独特的时代背景赋予了中越贸易通道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方面，清代中越贸易通道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我们可以中法战争为分界点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贸易通道承载的中国商品在中越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始终居于经济辐射主体的地位，保持着贸易出超。第二阶段，随着连接越南的铁路在滇、越两省开通，通道的贸易效率得到了极大地提升，中方也由贸易中的绝对出超转变为双方互有进出。另一方面，滇越两省的贸易通道联系非常密切，无论从宋代的邕州道还是近代云南经广西南宁达越南的贸易线路，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滇、桂两省的贸易通道始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整体性对云南尤显重要，因为当云南直达越南的通道不畅时，可以假道广西继续进行贸易。上文所述的一些历史时期的贸易状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清代中越贸易最突出的效用是推动了西南边疆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促进了中越两国人民的经济交往。随着贸易通道承载的中越贸易的开展，工业特别是手工业的发展猛烈冲击着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地区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如1896至1897年，法国里昂和布莱克商团在云南各地调查后所撰写的报告中说：“云南府织布业来历不久，六年以前城内有少数几架织机，今日如果可能得到一个正确估计，织布机会有几百架，”“该省南部织布业异乎寻常地发展及其现有规模——这种结果是由红河及蒙自输入的印度廉价洋纱及特为培植并鼓励织布业而采取财政政策所刺激的影响而造成的。”[6](p253)此外，从越南源源输入的一些初级原料为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在这些初级产品中以盐、米为大宗，当时广西镇安即大新县等地，“向食夷盐，每年需购入安南盐计达一千包”[2](卷235)，越南高产的大米也大量由广西北海转运广东，对缓解清代广东粮食的紧张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中越贸易通道为西南边疆地区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提供了外在条件，加速了该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中越贸易通道的开辟对越南人民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中方出口的主要是一些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越南自身难以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促进了越南生产力水平及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其次，桂越、滇越贸易通道将滇、桂、越三地联成一个经济贸易圈，越南可以共享当时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的滇、桂地区的先进经济成果，从而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
随着中法战争之后，法国介入中越贸易，中越两国都不同程度受到了经济侵略，贸易对两国造成了伤害。但总体而言，清代中越两国的贸易通道较好地充当了两国经济交往的桥梁、纽带。时至今日，我们的西南边疆经济开发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仍可从中获取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借鉴及启示。
[参考文献]
[1]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Z].
[2]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方铁.云南地区至邻国交通史略[A].中国边疆研究通报[C].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4]颜星.历史上的滇越交通贸易及影响[J].学术探索，2002，(4):94-97.
[5]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从传统到近代化的历程[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141-155.
[6]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Z].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