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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广西迁省之争所涉经济问题及其解决

2018-04-04 11:07:07  来源:广西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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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近代广西经济以及城市发展中,迁省问题是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对于广西近代省会的迁移,现有的研究成果大都从政治派系的争斗、广西同盟会与立宪派的斗争、地方实力派的角逐等纯政治的层面考虑,对于在迁省之中所涉及的一些经济财政问题往往一提而过,甚至不提略过。笔者经过比对前人研究,翻阅史料,发现在迁省问题上,虽然经济问题不是决定与否的关键,但是却一直贯穿着迁省争论的始终,因而觉得从经济问题及其解决的角度来分析这次迁省之争,应该可以厘清此次迁省运动中的另一条线络。
 
  广西的省会迁移研究文章较多,明清时代桂林一直是广西的省会,政治和文化中心。至光绪年间,因国防和商务发展等原因,两广总督岑春煊上书,以桂林“偏在东北一隅”,“控制不便”,议计移置省会于南宁。[1]后因财政困难、桂籍京官反对未得获准。自1912年始,陆荣廷执掌广西大权,由临时省议会之设而引发长久的迁省之争。①
 
  迁省费用——财政乏困与因陋就简
 
  对于述及岑春煊和前清咨议局的迁省之议时,很多人都会提及因经费浩繁而罢。其实,在岑春煊上述计划迁省会于南宁之时,亦曾有传大举借外债用来迁省的计划。当时对于迁省南宁,赞成者是不少的,但是谈及巨额的外债和严重的财政负担,诸多表示不赞成。“弃一省会而设一省会,其废弃者,与其建设者,所耗不下千万有余,广西贫瘠之地,必不堪此巨耗也”,对于因迁省“广西筹借法款八百万”的说法,人们还是表示出了对于主权和利权丧失于外人之手的担忧。[2]此后的1909年,广西咨议局再次提及迁省时,又有人提议将当时建筑桂全铁路(桂林到全州)的官款三百万元作为迁省南宁的费用,亦遭反对。[3]对于如此巨额的迁省费用,何以在后来的研究迁省问题中鲜有提及?难道是时过境迁,政府的财政早已丰盈?显然不是,笔者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过度强调政治势力和派系介入而忽视了这一问题的发掘。
 
  在1912年所开始的这场关于迁省的论战之中,迁省费用从一开始就出现,贯穿始终。桂林方面和南宁方面(以下简称“桂方”和“邕方”)也一直在迁省的费用方面纠缠理论。对于想守住桂林不失省会地位的一方,桂方极度渲染财政困窘,迁省费昂。下面是桂方省临时议会的一份电文:“迁省事,议员等岂不谓然。惟自到省后,调查今日财政现象,始知非今日所能骤办。吾省收支,向属不敷,所恃以为弥补者,惟受协(即明清时的各省军队协饷制度——笔者注)及部拨各款。光复以后,均归无著。现收支各款,不过田赋、统税、盐税、杂款等项二百三十余万。比以匪风不靖,各款均受影响,田赋仅收一成,杂款不过二成,统税、盐税稍旺,亦只四成。支出之款极力节减,每月亦须四十二万余元,军饷已占三十二万余元,收支比较,相悬甚巨。惟恃银行收回放出各债,以为撑持。现各界商埠未复,已不可恃,必至动用库储,库款不过数十万,仅敷两月支持。且银行放出桂林市面之债共八十余万,近以迁省风潮,各商埠停办货物,异常恐慌,商埠损失已属不少,如再遶邕,必至相率倒闭,公家债权必归泡影。且各埠总行在桂林,其支店分店分设各埠者,伊负分银行债务,总行歇业,支店随之,公家所损,奚止八十余万。且商场变动,税收必至锐减,暗中销耗,更属不少,凡此所陈,均系实情。”[4]
 
  此电对于所面临的经济财政困难,可以析分为这样三层含义:第一,广西本来就是入不敷出之省,前清时还能受他省协饷、部拨各款,如今光复革命后,各省分立,中央无款下拨,此断一财政外给;第二,内部收支本来就少,如今又加匪患,收之更少,只能依赖银行收回之前商人的贷款债务,此缺乏财政来源;第三,一旦迁省,商人恐慌,银行无法收回债权,此陷入财政瘫痪,公私俱损。电文没有估算迁省的大概费用,只言目前迁省的不可能性,缺乏经济支持,因为桂方很清楚,一旦估算出迁省的费用,必将成为邕方的一个把柄,他们可以发动一切组织,来筹到估算的款额。邕方自然也知道当时的广西财政状况,所以他们也无法掩耳盗铃地去否认财政的困窘,于是他们提出“财政困难属困难,而建设之初因陋就简,所费无多”。[5]邕方看到了新省初建百废待兴的情形,“因陋就简”很能激起时人建立新省的热切同情感。为了缓解财政,暗中支持邕方的陆荣廷主动要求中央给军人减少俸禄,以节开支,“外债波折,政费浩繁,请中央迅订减俸章程,驻宁军人首先实行”,[6]其虽未提及迁省费用,但其间关联可知一二。
 
  关于“因陋就简”的迁省费用究竟为多少,出现在南宁代表赴桂林的一次接触协商中。1912年6月10日和11日,参议院通过由陆荣廷等提出的“将都督及省会暂驻南宁,各司仍驻桂林”的议案,袁世凯对该事件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表态。7月5日,南宁临时省议会代表到桂林商谈。桂方代表萧晋荣提出“迁省必需巨款,值此财政困难,谅难更动”,邕方回应了迁省费用的问题“至于迁省费,因陋就简,大概约计十万金,邕议员已筹备议案……广西虽穷,区区十万谅不难筹……迁省费必有着手,不必以为虑也”。当时对于迁省已然定论,桂方对于十万的迁省费用也不能说是巨款,毕竟相较六年前岑春煊的传言八百万迁省是个极其微小的数字,于是桂方便有人很无力地反驳“十余万金不如用为国民捐”,“民国尚未经外国承认,何必自行扰乱,纷哗不已”。[7]南宁对于迁省费用的筹划,让桂方无法再拿巨额费用来作为筹码,这样反驳也只不过是自寻退路,聊以反击。后来10月份的省议会决议案中,决定“关于迁移建筑修改等费用,不得另支公款”,由南宁府议会和城议会联合商业界筹备迁省所需的10万元,[8][9](P125)由此也算解决了关于迁省费用和财政困难的一大争论难题。
 
  商人商业——政治要求与商业自觉
 
  近代的政治风潮中,商人总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者说政治风波总会将商人与商业牵扯其中。迁省政治运动中也自然少不了商人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参与。上文中,桂方的电文已经有对于桂林商人商务衰落的担忧,亦有南宁方面请商界联合筹备迁省费用的决议,这些都是出于政府对于财政税收的考虑。
 
  商人在此事件中,多次被提及的事件以绅商学界的名义致电中央,或支持桂方,或要求迁省,这显然都是在不同政治团体掌控下的行为。很多研究中都一再相互抄袭的有十四府绅商群众通电“省邕则纳税,省桂则不纳”之说,但是都未标明此电文的来源。笔者颇感困惑,因当时税款为府县征收,虽省议会分为两地,互相攻讦,各县地方政府运行尚属正常,纳税与否直接关系地方政府之运行,因此不大会有这样的电文表示。后查钟文典先生文章,据其文,1912年5月24和26日上给大总统和国务院、参议院的电文中有,广西各属“决定将钱粮解邕,不复解桂”,又6月1日有电文各府县及桂林军政府“十四府钱粮,省邕则解,省桂则不解”之语。[9](P118-P119)笔者认为“纳与不纳”当为“解与不解”之误传,关于将所收税款钱粮送邕还是送桂,是在迁省运动中的政治取向问题,不会涉及到商人可以趁时局躲避商税的可能,地方府县不会给商人以不纳税的理由和选择。
 
  商人商务在这次运动中的影响,当以桂林地方反应最为强烈。因为桂林久为省会,政治条件就是一种很强大的经济和商业资源,因而地方人士不愿失去这样的商业条件和资源。“查桂林商务盛时达数千万,常时亦少百万,若迁省则商务必一落千丈,而商家受累更深。桂林商会前已有电呼吁行营,桂商亦吾同胞,何忍听其失所。”[10]
 
  对于这种担忧,桂方极为高调宣扬,而邕方完全采取乐观态度,他们认为省会迁邕,交通便利,商人商业亦可随省迁移,在桂在邕皆可营业经商。[9](P115)但在综合各种政治力量的情况下,各方也不得不作出让步。在迁省已定之时,桂林商人联合群众公开集会,商讨广西迁省善后办法,参加者达1000多人,会上形成一些大致拥护的倡议,其中有呈请“提议教育司永远驻桂”他们留住教育司完全出自商人的商业本能,因为近年以来,桂林“学校林立,学者人数日增,倘一日尽行迁去,生意必异常冷落”,商人为什么反对迁省呢,这句话才道破了“商场反对迁省之说所由来也”。[11]迁省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南宁省议会也不得不考虑桂林方面商人的要求,另外加之迁省费用本已拮据,建设之费不足,于是在最终表决桂林的六司迁邕时,议决通过“教育司因桂林直接管辖之学校颇多,应俟缓迁”。当“行政各官署迁移南宁”时,“惟高等专门各校建筑需费,暂不移驻,仍在桂林”。[8][12]
 
  商人在迁省过程中,桂林商人担忧商业地位的丧失,危及自己的商业收入,而南宁商人却大可以借迁省之机,获得丰厚的商业资源,满足自身商业发展的需求。但是在迁省过程中,桂邕双方都一面替各自的商人商务考虑,另一方面向商人筹款,以为论争的资金支持。桂方强硬派人物秦步衢约集桂林的商人士绅组织“省桂完成会”,并向商人集资筹款,派代表前往南宁请愿。[13]邕方则如前述,在迁省费用确定之时,政府决定不动用公款,而向商界筹款10余万。省会所能产生的资源和利润,对于商人是很有吸引力的,于是桂邕双方都在政治的要挟与商业的诱惑下,参与了政府政客的集资和筹款。即便到了1915年有回迁省会于桂林之议时,“所有修葺迁移各费,桂林绅商,自愿筹集,并不动用公款”,[14]可见此时桂林商人仍然乐意为之。
 
  在广西的整个迁省之争的过程中,资金、财政等经济问题一直牵涉其中。政府对于费用的来源考量,经历了从最初举借外债到改拨铁路官款的转变,此两种方法不得施行之后,桂邕双方都把目标投向了商人和商业市场。在这一历程中,商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参与到了迁省的论争当中,他们一方面迫于政府舆论的压力,一方面也出自自身利益需求的考虑。最终随着迁省之争的尘埃落定,迁省所涉的经济问题,也一步步地得到了暗含双方妥协的相对解决。在分析看似纯政治的运动当中,适当将眼光趋向诸如经济问题、商人问题等另一些方面,或许也能找到问题的症结和发展脉络。
 
  注释:
 
  ①关于迁省之争的起因、经过、各派系斗争等具体情况,可以参见沈奕巨《清末民初广西迁省之争》,载《学术论坛》1992年第6期,该文对于广西的省会历史陈述于前,接着从雍正八年鄂尔泰上奏南宁地当要冲讲起,述至李宗仁复省会于桂林,以及中共确立省会于南宁。钟文典《1912年广西的“迁省之争”》,见《近代广西社会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9-126页,该文对于1912年的这次迁省之争,利用报告、文电等档案,详述较细,可以了解事件的整个经过。另可参考杨启秋《民国时期广西的几次“迁省”》,载《文史春秋》,1995年第4期;陆炬烈《陆荣廷建省会于南宁试析》,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两广总督岑春煊移置省会摺[A].莫炳奎.邕宁县志[C].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409-414.其时间讹为光绪二十二年,笔者考订应为三十二年.
 
  [2]黄世仲.议借洋债八百万筹办南宁该省之风说[N].少年报,1906-07-30.//郭天祥.黄世仲年谱长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25-126.
 
  [3]驳论建议拨筑桂全铁路款迁省南宁议案[J].广西杂志,1910年第六七合刊.//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辛亥革命与广西: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163-173.桂全铁路筹划集资六百万,官商各半。
 
  [4]广西临时议会电[N].申报,1912-04-18(2).其中“军饷已占三十二万余元”原文为“二十二万余元”,“总行歇业,分店随之,公家所损”句原文有三字脱,此两处均依《申报》1912年4月23日第一二版“广西都督府电”中改正、增补。本文所引《申报》内容,均来自《〈申报〉影印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1985年出版.
 
  [5]桂省迁邕之请愿[N].申报,1912-04-08(6).
 
  [6]桂林陆都督电[N].申报,1912-06-08(2).
 
  [7]参议院初十十一两日议事状况[N].申报,1912-06-17(2).邕代表与桂议员协商迁省问题[N].申报,1912-07-25(6).
 
  [8]桂议会表决六司迁邕案[N].申报,1912-11-01(6).
 
  [9]钟文典.近代广西社会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10]广西都督府电[N].申报,1912-04-23(12).
 
  [11]广西迁省善后办法[N].1912-08-03(6).
 
  [12]梧州电[N].1912-11-13(2).
 
  [13]桂林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桂林文史资料:第十六辑[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62.
 
  [14]中国大事记[J].东方杂志,1915年第十二卷第七号.//广西社会科学院情报资料室.《东方杂志》中广西史料摘编.1984.33.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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